财税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担当

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强调财税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历史担当。财税法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定位,而财税法的变革又往往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声与推手。相较于其他改革路径,财税法治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共识最大、阻力最小、最容易操作的优选路径。在民主法治精神下,财税法强调公共财产、理财治国、财政控权、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观念。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和"牛鼻子",是理顺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要抓手。目前,设税权回归全国人大与预算权合理配置是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两大焦点问题。     

域外财税法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和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财税法往往相对完善,这不仅表现在财税立法、执法和司法上,也表现在财税法的教育和研究上。质言之,财税活动自国家产生之日就已存在,并在现代受到民主、法治等理念的深刻影响,在理财治国中发挥着系统性的作用。域外财税法学一直遵循独立的发展轨迹,尤其以税法为核心建构起了成熟的法律框架和教学体系。而财税法学在中国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亟需厘清自身的性质和定位,围绕公共财产的收入、支出、监管展开制度构建,才能有效地推动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同时,与欧美、日本等国相比,中国财税法学人地提出了"财税一体"的广阔视野,从而为财税立法和财税法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财税改革的政策演进及其内含之财税法理论——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要政策文件的分析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的八个重要政策文件为样本,展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央高层是如何高度重视财税改革和财税法治.通过梳理近10年我国财税法学界所提出的“理财治国观”“公共财产法理论”“财政控权理论”“分配正义理论”“税收法定理论”“领域法学理论”等理论主张与中央这些重要政策文件的契合点,进而分析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演进及其内含的这些财税法理论的关联性,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发挥财税法理论对财税改革实践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财税法治的破局与立势——一种以关系平衡为核心的治国之路

身处大国转型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非仅仅与经济层面上的公共财政相关,而是在于法律制度构建尚不完善、法治理念贯彻不够深入,在于系统性改革中财税法治的缺位和薄弱。财税法治可以称得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环节,如果灵活、有序地运转起来,必然能够温和、稳妥地推动政治、社会等各项改革的整体进程。因此,在法治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财税法治是富有活力、充满智慧的"大国之道",这就要求我们把握财税法作为公共财产法、纳税人权利保障法、收入分配正义之法的价值意涵,着重处理好国家与纳税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中央与地方等三重主干的权力(利)关系,将权力制衡、维护人权、公平平等、民主参与、财政自治等理念融贯思维之中,从而为财税法治的上下求索行"破局"和"立势"之功。     

2006年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大事记

随着瑞雪降临，送走了丰收的2006年，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07年。回顾2006年，在北京大学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国内、国外财税法学人以及各界朋友的关怀下，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在财税法科研、教学、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财税法学科的发展、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整体观视野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财税法治的回应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想中蕴含的求同存异、相克相生、追求和谐之美的整体哲学与西方注重清晰差异、非此即彼,寻求原子之真的整体观念迥然不同。它对于解释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的各种问题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和践行价值。在中国,财政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大,财政的功能已经拓展,财政已经升级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法治建设也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联。越来多的学者不再囿于将财税法视为宏观调控法的组成部分,开始以更广袤的视野重新检视财税法。因此,在新时代,以整体观来解释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财税法必然有担当。在整体观视野下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应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全面布局财税制度改革着手。此外,面对全球减税浪潮,财税法治改革也需要高度关注全球财税动态并适时调整和回应。     

加强融合 打造一流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法学科建设研讨会举行

<正>为深入总结我校财税法学科建设经验,进一步推动财税法学科建设工作,为国家财税法治建设建言献策,2015年12月23日下午,中央财经大学财税法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604室召开。会议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主办。出席会议的嘉宾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郭锋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     

财税法的衡平发展功能及其法治构造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一种回应型法,财税法的社会利益本位性质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性决定了财税法具有促进社会平衡发展的作用。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的内涵可从税收公平、财政转移支付和创新驱动发展三个维度展开。税收法定、预算公开和创新激励财税政策法治化形塑了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的法治结构。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是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能动回应,统一于促进社会平衡发展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宏伟目标中。     

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财税法思维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和新表述。财税法作为治国安邦之法,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紧密,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法律领域。财税法通过调整和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政府预算和税收制度,回应和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道路支撑。新时代财税法思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立足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法治思维能力并依法拓展财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渐进推动民主、促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构预算规范、财力协调和区域均衡的财税体制;三是实现分配正义,通过区域、产业和群体之间的财税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促进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充分。借助财税法思维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迈向全面小康的步伐。     

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破局之路——困境与路径之审思

环顾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财税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改革进路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关口。面对着此群体利益与彼群体利益、稳定性与变革性、代议制民主与行政高效率等多重矛盾,难免使我们对前路进行再度审思。要突破僵局,亟需从摆正财税法的性质定位、调整立法主体的结构、加快立法或修法的进度、理顺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等角度切入,通过整体、全面的路径构建,强化全国人大的税收同意权和预算审批权,进而达致财税法律体系完善、法治观念融贯、法权配置协调的"良法善治"目标。     

房地产的财税法调控研究

对房地产调控的税收措施相对比较完善,但"土地财政"却消解了部分税收调控作用。要改革财政体制,在体制内增强地方财力,改变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取消对个人自住房产免纳房产税的规定,强化土地增税清算、完善并严格执行"二手房"交易相关税收政策,降低房产交易价格,抑制投机购房,发挥财税制度对房地产的调控作用。     

房地产税制立法的几个关键理论问题

房地产税制改革和立法需要夯实理论基础,厘清认识误区。房产税的征收不存在法理和体制上的"硬障碍",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制、房地产调控长效制度建设以及摆脱"卖地财政"都需要推进房产税。房地产税制改革和立法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全面清理现行税费,调整土地出让金制度,必须坚持量能负担原则,特别注意公平税负。     

地方“土地财政”之合宪性控制

地方"土地财政"的宪法基础,不仅在于"租税并存的财政分权体制",更在于宪法文本所确立的"赶超型战略"。其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等宪法上"国家目标规定"之实现,亦在实质上侵害到公民的"自由权"、"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其间已经隐含了宪法规范的效力冲突。为此,我国需依循"人权保障"的宪法理念,在整个财税法制领域贯之以"量能课税(费)"、"生存照顾"等法治原则,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推进法治化的财政支出制度改革,以消减地方"土地财政"的扩张冲动,遏制其负面效应之滋生。     

房产税改革正当性的五维建构

房产税改革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重点和难点,其正当性建构必须得到重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有关土地公有制和双重征税的质疑能够化解,存量房产具有可税性。房产税改革的正当性可分解为五个维度:一是征税正当,应以完善财产税制为直接目的,组织收入的功能则需经由整体性的税费结构调整来渐进地实现。二是定税正当,应以税负适度为核心,合理确定计税依据、税率及税收优惠。三是管税正当,应完善房产评估等配套制度,建立以纳税申报为主体的新型征纳模式。四是用税正当,应强化地方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形成地方财政收支健康运转的良性循环。五是程序正当,应以制定房产税法的形式推进改革,通过改革路径的法治化和可参与化来增强其民意基础。     

论经济法在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和边界

由于分配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经济法在社会分配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应对极具复杂性的社会分配问题,经济法在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时,既面临着发生在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的范围限制,也面临着来自于政府有限理性以及预算、税收和财政支出等调整方法方面的局限。因此,经济法在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和边界问题值得关注与重视。     

后土地财政时期减支增收的财税法律规制

后土地财政时期出现的财税现实困境暴露出过往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究其根源,无疑是现存财税制度的供给无法有效应对后土地财政时期的预期。面对财税领域特别是地方财政增量减少的窘况,并不能一味以外延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方式来解决。应以财税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转变“全能政府”的传统观念,运用财税衡平理念和理论,强化内涵式减支增收财税法制供给与实施保障。只有矫正过往稀缺财税资源粗放使用的痼疾,使财税资源集约化配置,才能产生有效率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功效。应通过财税衡平法律机制的纠偏,优化财富分配的社会实质公平效能,最终实现新时代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目标。     

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基于住房系统的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是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政绩考核体系、政府财税体制、市场发育程度、社会组织力量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和政府财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社会组织力量,通过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有效结合,继续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以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金融税制的问题分析与立法完善

健全的金融税制是促进中国金融业稳健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中国金融税制的现状与现行金融税制存在的问题来看,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应当将金融税制的构建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努力建立公平、科学和健全的现代金融税制。     

论我国公共财政救助问题银行的标准

当问题银行陷入流动性或支付性危机时,为避免银行倒闭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对问题银行实施公共财政救助已成为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救助措施。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公共财政救助的标准不明确,随意性较强,不仅大大加重了政府负担,也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通胀危机,因此亟需厘清公共财政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能边界。救助标准应遵循系统性风险原则、最终救济手段原则、成本最小化原则、推定模糊原则。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earning from Regulatory and Governance Studies

Regulatory and governance studies help locat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 argue that corporate and state power worked together in centers like New York and London to shape regulation and that power wa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response to the crisis, responsibility for regulation will remain largely systems‐based rather than centrally directed. However, those systems should be located in the culture of the elites, which are socially and spatially based, as much as in the economics of the markets or the cognition of the firms. And that responsibility has limits, so there should be greater democratic control of finance and less dependence on finance capitalism for essential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