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理视域下的国家责任探讨

明确国家责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现代治理中的国家责任是政府对本国公民所承担的义务和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以及政府如果未能履行上述职责应该承担的后果。建立现代国家责任制度,是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对于抑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张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福祉,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责任:基本结构与保障机制

政府责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府责任的理论与实践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并且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结构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形态。因此,重新理解政府责任是新时代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社会转型时期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人民关系、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是政府责任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的基本结构要从基础性责任、理解时代新要求、破解行政体制结构性障碍、增强自主性等方面把握;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强化问责制度来保障政府责任的履行,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参政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家整体水平跨越式发展和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的重要举措。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仅是执政党的重要责任,也是参政党的应尽义务,两者都是参与主体。现代理论基点和现实基础都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和参与模式,以此为基础,也为全面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新的路径。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价值维度、现实困境与路径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建立现代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现代国家治理对法治、公平、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追求正是建设现代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价值目标。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立法、资金结构、管理层级和民主决策渠道等方面与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要求仍有较大距离。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应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通过加强立法执法、优化资金分配结构、统一管理机构和健全民主表达机制等现实路径,推进法治化、公平性、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     

机遇、挑战与责任: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在现代化和民主化征程中国家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实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使中国政治更加主动地融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轨道,开辟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发展的中国新道路,但也对中国共产党带来重大挑战,即要求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党执政的科学化和党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实现民族复兴,构建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无可推卸的使命责任,最为主要和紧迫的是:经济领域现代市场体系的真正确立、发展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逐步转型、现代意义上社会治理格局的全面形塑、执政党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系统推进。     

宪法视野下的国家治理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宪法作为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要更加重视发挥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宪法发展,并通过宪法实施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论中国扶贫开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扶贫开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创新扶贫开发治理体系总体思路是,以国家扶贫开发的法律体系建设为核心,加强和完善国家与地方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建设,建立消除贫困提高民生的全社会共同责任基本国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新机制。推进国家扶贫开发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需要推进和创新扶贫开发治理衡量评价新标准,加快提升扶贫开发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能力现代化水平,而且需要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治理方式的效能,改善扶贫开发治理的基础能力和公共服务均等能力。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其重要内容,这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制度体系,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并充分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责任是任何治理过程的基础。公共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也是民主治理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目标是公平、公正、公开地提供公共服务以达成公共目标和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既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也是公共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主要是指在分权、放权和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实施有效的公共问责的两难。摆脱公共问责困境的具体对策在于:加强公共问责法治化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公共问责制度化建设,实现用制度管权;重塑责任伦理,弥补公共问责的制度缺陷;强化信息公开,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实施民主问责。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参政党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其不仅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将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多种途径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参政党必须站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一以贯之地重视、加强履职能力与自身建设,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应有的责任担当。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其重要内容，这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制度体系，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并充分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参政党:角色定位与发展态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参政党自新中国成立一开始就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参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参与者、智囊团、监督者和服务者。在未来理应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以肩负起参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历史使命。     

改革、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国家治理相对于传统国家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化、客体立体化、目标人本化、方式规范化、手段文明化的特征。改革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体制改革。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法治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法治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手段,更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为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指引改革、以法治原则和法律程序规范改革、以法律制度和法律机制制约和保障改革。     

“风险社会”治理中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研究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隐蔽性、延展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制度性等与传统风险截然不同的特征,由此也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风险社会中的国家治理,要求重建风险认知的基本范式、重构风险应对的基本制度、重塑风险治理的基本格局。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信息渠道优势和桥梁纽带优势,有着重要的政治吸纳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多元共治功能,在现代风险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基础与建构路径

现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基础之上。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探索均表明,"政府+市场+社会"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政府也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努力构建和营造适应市场需求的社会秩序。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关系,良性合作亦是可欲可求的。因而,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还要寻找社会的支持。构建以"政府+市场+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动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最基本的内容。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主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现代治理的特征之一是多方参与,协商共治。我国协商民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平台,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协商民主的运用对于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几个问题——访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龚维斌

<正>刘遗伦(本刊记者,以下简称"刘"):社会治理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是什么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特别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龚维斌(以下简称"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体系,具体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加上党的制度建设,叫做"5+1"的制度体系的总和。其中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格局来讲,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