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完善

撤回起诉作为检察机关专属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起公诉后发现不应、不需追诉等情形下的主动校正行为,应肯定该项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文章首先对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立法沿革进行梳理;其次,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我国现有的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进行评析;最后,从明确立法、限制再起诉、完善监督与救济机制、完善工作考评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建议。     

公诉案件撤诉的疑难问题新探

在我国 ,撤回公诉制度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界的薄弱环节 ;其作为“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配套制度有着存在的必要性 ,但检察机关这一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审判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中撤回公诉权行使的条件、阶段及事后的处理并没有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 ,相当不科学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撤回公诉权沦为检察机关逃避“错案责任”的手段 ,极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对此法律应当给予明确的规范。     

撤回公诉初论

在采起诉便宜主义的各国立法实践和理论学说上认为: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后,发现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或不适宜时,可以撤回公诉。撤回公诉是公诉机关的公诉变更权权能之一。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也在从事撤回公诉的司法实践。但是,从诉讼规范化和诉讼制度合理化的要求出发,我国的撤回公诉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撤回起诉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案件中运用撤回起诉权对刑事案件的诉 讼程序和实体判决造成较大影响。本文对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律依据进行研究,分析了刑事公诉案件 撤回起诉的适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撤回起诉的法律后果,并对撤回起诉的规范适用提出建议。     

论检察机关撤诉后的重新起诉

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重新起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其现实意义。重新起诉本身并不一定构成重复追诉,但因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以及撤诉后重新起诉制度不完善,被告人容易陷入"撤诉—再起诉"循环往复的泥沼。严格来说,"一事不再理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都不适用于撤诉后的重新起诉,应当从刑事诉讼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精神实质出发,对检察机关撤诉后重新起诉作出一定的限制。     

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制度

撤回公诉是公诉权的一项具体权能，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公诉权特性、控审分离理论和起诉便宜主义为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基于检察机关享有的裁量权范围不同，可以分为禁止或限制撤回公诉、检察机关裁量撤回公诉和法院审查撤回公诉等三种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撤回公诉制度，而是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法律依据的疲软，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撤回公诉适用不当的问题突出。完善我国的撤回公诉制度，应当确立法院进行形式审查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论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是庭审过程中的一种诉讼行为，撤诉制度是刑事公诉变更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样也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体现。从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在立法上与司法上的矛盾冲突谈起，解析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在立法上与司法程序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考察我国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公诉变更制度之完善

公诉变更制度作为公诉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追加、变更、撤回起诉使起诉权中的提起并支持公诉权变得立体而丰富。但由于相关程序规范的不健全,公诉变更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其应有功效。建议从程序上对追加、变更、撤回起诉予以细化和充实。     

我国公诉撤回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庭审启动后公诉方要求撤回公诉是否准许,应当视撤回公起诉之动机、刑事被告权利、刑事审判之具体进程等因素而定.撤回公诉对刑事被告是否有利,要视具体情形而定,而非不经法院审查完全由公诉方自主决定.从欧美国家的先进法制经验以观,很多国家其实对公诉方任意撤回公诉而规避败诉风险均作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对公诉方的撤回公诉申请,我国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有必要建构起应有的司法审查机制,在特定案件中对撤回公诉进行相应的限制.     

论公诉权的能量——以撤回起诉和再行起诉为研究对象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撤回起诉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权。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滥用。检察机关往往无时间、无次数限制地随意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提起公诉,导致出现反复"撤回起诉——再行起诉"的程序循环现象,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尊严,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公诉权是有能量的,有一个耗尽的问题。因此,应当对国家追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合同"有效"与"生效"的界分

合同"成立、生效"的两分法遗漏了"合同有效"的独立层态,因此也造成了某些具体合同制度中的矛盾难题。合同的"有效"和"生效"相互独立、不能等同,不能相互包容、吸收或替代。"有效"是指合同符合合法法律行为的三要件,它是法律对合同的肯定性判断,"生效"是指合同中权利义务开始运行的层态,属于事实判断。已经"有效"的合同不一定已经"生效",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即例子,此外,已经"生效"的合同不一定"有效",可撤销可变更合同是为其例。     

西部大开发中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西部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产生有关问题的分析 ,预测可能出现的职务犯罪类型 ,其中包括投标招商过程中、行政审批过程中出现的职务犯罪 ,贪污、挪用款项、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 ,移民过程中出现的职务犯罪 ,“保护伞”类的职务犯罪等。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与刑法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对唯物辩证法实质问题的思考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这一观点是通用教材所持观点，但学术界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对事物的解释及其程度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内容，但离辩证法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地解释水平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在更深层次上全面、综合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整个过程以及结果，把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更符合辩证法的本性。     

法治层次观照下的法律语言发展完善

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法律语言的完善程度是法律文化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治是有层次的，法律语言必须具有多种特征才能与之相适应。法律语言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立法语言应在准确、严谨的基础上，尽量简明、平实；司法文书写作风格要多样化并增强其内容的说理性；法制宣传要关注民众需求，注重宣传的实效。这是法治层次论对法律语言发展完善的客观要求。     

犯罪现场和现场勘查中的理论和法律问题探讨

研究犯罪现场的定义,既是进一步深化侦查学研究的必要,同时对指导侦查实践也有实际意义。对犯罪现场进行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犯罪现场,为勘查服务。对犯罪现场的勘查既是侦查人员的权利,也是侦查人员的义务。     

我国“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研究——以上海自贸区为视角

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成立有一个重要突破,即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但上海自贸区“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还存在一定问题.应当从明晰概念、完善“负面清单”、提供公平开放的外部环境、借鉴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的做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论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以《海域使用管理法》修订为视角

海域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是构建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前提条件。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海域使用管理法》对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如没有规定海域使用权的出租、抵押和出资等问题,因此需要对该法进行修订,使之与《物权法》相协调。     

论刑事证明中的责任结构

刑事证明应由一定要件构成,因而形成证明结构。在诉讼中证明的责任一般是有所划分的,这也就提出了证明责任结构问题。我国证明责任结构存在一定问题,必须创建科学的结构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主要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主要历史经验有：始终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军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组织保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坚持正确的义利导向;重视军营文化建设,为军人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为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物质基础与现实动力;坚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育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坚定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坚持以德治军与依法治军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世俗规范和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