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中鉴定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秉承新刑诉法中关于“鉴定意见”定位与适用的思路,明确规定鉴定结论不具有天然终局性,并就鉴定“难以确定”时确立处理原则.要结合刑法精神正确理解和适用最新有关食品安全司法解释中的鉴定条款:鉴定意见在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是定罪量刑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难以确定”不等于“无法确定”,鉴定意见须有实质性内容,防止形式化,架空鉴定意见,突破刑法界限.     

刑事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审查及程序检视简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明确了“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种类之一，对其的采信也应经由法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审查判断，其也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限制，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鉴定证据，都应当排除在法庭之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鉴定意见还应接受程序的检视，与其他的证据一起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最终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进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     

论刑事鉴定科学可靠性的影响因素

刑事鉴定结论(或意见)的科学可靠性是刑事鉴定基本价值所在,刑事鉴定质量控制是保障刑事鉴定(或意见)科学可靠性的首要因素。刑事鉴定质量控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对与刑事鉴定相关的人、事、物等诸因素进行控制才能确保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为此,必须对刑事鉴定制度实行统一的评估认证制度,确保鉴定程序的科学合理,并使刑事鉴定结论标准化。     

论笔迹鉴定结论的审查运用

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在诉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笔迹鉴定因其专业技术性较强,相关的鉴定标准又尚未建立统一规范,鉴定过程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因而应加强对笔迹鉴定结论的审查和运用研究。     

论鉴定结论公正性的法律保障措施——从鉴定人视野进行分析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科技进行实践的产物，每一个鉴定结论都包含鉴定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其科学的认识是产生正确鉴定结论的基础，而非科学的认识必然产生错误的鉴定结论。保障鉴定人认识活动的公正性，一方面必须完善管理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必须建立规范鉴定行为的法律制度和“证实”与“证伪”的法律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鉴定具有公正性，从而保障诉讼的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基于比较法的思考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制度，鉴定专家都需要出庭，并就鉴定结果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无法受到有效的检验；而且在证据能力和证明的关系问题上，证据能力缺乏独立的品格，附属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未来我国需要从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庭审的实质化，以及树立证据能力的独立品格等方面来彻底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     

析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证据之一,探讨有关鉴定结论的一些问题,对于提高办案质量是有益的。 (一) 所谓鉴定结论,是指刑事、民事诉讼中,为了查明案情,运用科学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对案件中的有关事物进行鉴别或判断后所做的书面结论。有的国家称为“鉴定意见”。从证明力     

论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的证据能力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具有技术性、派生性、核查性和职权性特点，现行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尚未确认其证据能力。技术审查意见具有解释性证明力、佐证性证明力和实质性证明力，其证据能力能够从相关性理论获得根本证成，能从《刑诉法解释》第100条得到规范支撑，亦有系列裁判包括重大案件裁判支持，具有实践许容性。审查意见的派生性和可能具有的“当事人性”，均不足以否定其证据能力。确认其证据能力，有助于建构证据支持体系，契合技术审查工作的发展方向。法官履行查证责任而非证明责任，且为防止“自审自鉴”的类似不当，区别于检察机关技术审查意见，法院自身的技术审核意见应坚持其内部性，仅用于辅助心证。技术审查意见如用作证据，需要满足相关性、必要性、专业规范性以及程序要件，可以区分不同情形作为主要证据或辅助证据使用，且注意把握不同审查方法对证明作用的影响。应完善相关证据规则，为技术审查意见的司法适用提供依据和遵循。     

新刑事诉讼法与侦查、鉴定相关规定的理解与实施探讨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鉴定制度作出了许多新规定,正确理解和实施这些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法律增加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侦查技术手段并不等同,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并不是降低科技证据的地位和鉴定要求;规定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并不意味着此种情况下鉴定意见一定有错误,使用有专门知识的人同时代表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两个不同主体,值得进一步研究。     

DNA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规制研究——以卢荣新案为样本

在刑事诉讼中,DNA鉴定意见是判断人身同一性的关键证据,往往是有罪证据体系的支柱。通过分析卢荣新案发现,DNA鉴定过程中易发生检材提取时间不明晰、保管时交叉污染和鉴定时片面选择等问题。这是鉴定人员程序规则意识淡薄、鉴定启动的职权主义和鉴定技术的局限性造成的。因此,应严格审查DNA检材来源清晰可靠、保管链完整可查和鉴定程序合法规范等内容,从鉴定室管理规范化、鉴定人责任制、完善鉴定意见采信规则三大方面,确保DNA鉴定意见的证明力。     

浅析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

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是保护小股东的最后救济手段,也是异议股东退出公司的有效途径。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封闭性决定了其股份流动性的相对欠缺,因此这一制度在有限公司中的确立尤为重要。我国2006年新修订公司法中确立了该项制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从增强程序性立法、增加请求权事由、完善价格评估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海外学者对群众路线的政治学评价

在海外中共研究中,学者们从政治学的视角对群众路线赞誉有加。主要观点有: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条组织原则;是对西方民主的一种抗衡;是一种决策模式;构成政治参与的基础;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治理的一种方法,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运作与发展,今天仍是中共强有力的政治资源,并将继续主导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群众路线还产生了一定范围的世界影响。总体而言,海外学者的观点是比较客观,也是基本正确的,其观点和视角值得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参考和借鉴。     

试析我国股权的性质

关于股权性质的定位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在我国主要存在债权说、所有权说、社员权说、法律地位说和特殊民事权利说等五种观点。前四种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优点,但由于其学术理论早于股权成型,不免产生了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和问题。而特殊民事权利说,虽为新生学说,尚不甚成熟,但更符合股权性质的实际情况,是今后研究和发展的方向。     

从法益保护看权利行使和财产犯罪的界限

对于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有两大类不同观点:一类认为财产罪保护的是财产上的权利,另一类认为除了财产上的权利外,还应包括财产占有在内的财产上的利益。对一个具体行为是使权利还是财产犯罪不能一概而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在具体情形下进行具体分析,从而真正确保权利上的权利实现,并有效惩治财产犯罪。     

加强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探究

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舆论导向对舆情管理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政府对舆情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确立准确的和谐社会的舆论观,并把它作为一项战略工程来落实。加强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须确立政府机构“舆论领袖”的角色、精心选择政府行为的典型样本进行传播、围绕工作目标确立必要的运行机制、强化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建设。这也是展示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     

对物权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本文对物权法草案的相关条文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对修改的理由进行了详细阐述。     

试论新闻媒体侵权现象及其法律预防

新闻媒介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 ,极大地发挥了自己舆论监督的职能 ,但是新闻侵权事件的屡屡发生 ,使得我们开始对媒介的舆论监督地位进行反思 ,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防止新闻侵权 ,避免新闻官司 ,必须强化法律意识 ,并将法律意识自觉地、充分地运用到舆论监督中去 ,维护新闻舆论监督的公正性。本文从法理角度对新闻媒介的表达自由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以及新闻侵权的法律预防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法哲学"概念的逻辑分析

目前,我国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很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法哲学就是法理学,或法哲学是关于理论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法哲学是法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究其原因,就在于对法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文章运用概念分析法对法哲学内涵进行解剖,明晰了我国当前法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逻辑地确立了法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     

司法鉴定中的不确定性鉴定结论研究——以笔迹鉴定为考察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不确定性鉴定结论的客观存在制约了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作用。较为理想的鉴定结论应当解决了特定的案件争议事项,是对鉴定要求的明确答复。针对司法鉴定中不确定性鉴定结论产生的原因,其应对措施应提高鉴定人员的知识、经验、技能;收集真实、可靠、充分的检材;使用成熟的鉴定理论和方法;排除对案情不利的因素开展鉴定。     

浅析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凸显,并已成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一条新途径。与此同时,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存在一些不利影响。所以,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正确利用网络舆论,以便更好地实现公民参与,促进民意与公共政策的有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