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调查制度

量刑调查报告在西方国家有160多年的历史，我国开始于1989年。现在，已经有10多个地方法院实施这一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刑罚个别化理论、教育刑理论和罪犯人权理论。在我国实施这一制度的前提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调查对象应当适用于可能判处所有刑罚的、所有未成年和成年被告人。从调查的主体来看，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量刑调查。从调查的内容来看，应当包括个人情况、犯罪情节、犯罪前后表现、行为人的性格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社区环境、帮教条件等8个方面。为了法官无须解读冗长的文字就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信息，调查报告应当简短化和表格化，形成“量刑调查表”。     

论品性证据在我国量刑中的适用——以刑罚目的理论为指引

我国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过于重视已然犯罪的分析,忽略被告人将来行为的预测,过于重视量刑方法的精确化,忽视被告人个人情况的分析,不符合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刑罚目的理论经历了报应论、预防论与一体论的发展立场,不同理论对量刑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当代各国多提倡多元化的刑罚目的理论,我国也应当以此为鉴改造量刑程序.品性证据具有前瞻性优势和个别性优势,既符合多元化的刑罚目的理论,又足以弥补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缺陷,应当被引入并适用于我国量刑程序中.但是将品性证据适用于量刑,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品性证据可能影响定罪公正,品性证据现实形态略显混乱,品性证据的适用规则不明等,亟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

与以犯罪行为为导向的定罪程序不同,量刑程序是一种以犯罪人为导向的刑事诉讼程序,因此,为实现准确量刑,量刑前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尤为重要。我国少年司法改革对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启动与实施、内容、调查程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成熟经验。未来,我国普通刑事诉讼中量刑程序的改革可以从少年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以及其衍生制度中汲取经验。     

浅议我国量刑程序的诉讼化

量刑适当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刑罚正义的基本要求。由于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实行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量刑问题长期以来未被足够关注,量刑公正程序受到忽视。因而,有必要从我国现有量刑程序的问题着手,以量刑程序诉讼化的公正价值为归宿,完善我国量刑制度的诉讼程序。     

量刑调查制度研究

以人格调查为核心内容的量刑调查制度在刑事政策上之所以被誉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因为其奠基于深厚的理论之上:行为人刑法的滥觞、教育刑主义的盛行和刑罚个别化理念的张扬为人格调查制度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正当性根基。量刑调查制度由英美发轫,至今被许多国家承继。我国部分地方法院正在进行探索,但司法实践先行、刑事法律滞后的尴尬境遇呼唤量刑调查的制度化。     

推广社会调查报告的障碍及对策

社会调查报告是少年司法的创新,但在普通司法改革中却一直难以推广.成年人司法在背景上不同于少年司法,即没有普遍的有罪答辩形成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基于被告人未成年人身份彰显的轻缓量刑偏好.调查报告的实践表明,报告制作主体不明确、不统一,各种制度设计也都存在不足之处；报告内容缺乏灵活性且对恶意报告的监督不完备；缺乏说理和论证的报告结论无法取信于法官；报告作用是否只限于量刑问题也有意见分歧.为了在普通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调查报告,其正当性根据应是其促使量刑信息充分、量刑结果科学、刑罚执行合理和法官裁量控制的功能,而且应当明确以辩护为核心的报告宗旨,完善报告的具体制作并且建构独立的量刑程序.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完善

我国的刑事立法对量刑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反映了社会对定罪与量刑的态度差异。近年来的量刑程序改革富有成效,但有关量刑程序的认识、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也不少。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立足我国实际,应当从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保障被害人和社会力量依法参与量刑活动、完善量刑证据规则、建立量刑说理制度、完善量刑监督制度、建立庭前定罪量刑协商制度或者信息交换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     

刑罚个别化的正当程序载体:判决前调查报告

不少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刑罚个别化与刑罚统一是一对不可兼得的二难悖论命题,以致在两个都想要或者在两个都不大想要之间纠结不已。以笔者之见,刑罚个别化与刑罚统一并非二难悖论,相反,二者均是刑事法治的当然追求,是刑罚透明化、可预测性的当然要求。可以认为,刑罚统一是对任意量刑的否定,而刑罚个别化是对刑罚统一的再否定,这样的否定之再否定的过程是司法由粗放式运行到标准化运行再到精细化运行的发展过程。美国的判决前调查报告制度为我们提供了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刑罚个别化的良好经验。我们应当在总结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学理论和立法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构建我国的判决前调查报告制度。     

量刑中的计量化与政策导向评析——以交通犯罪中最高院《量刑意见》的适用为例

因各种交通犯罪所带来的犯罪恐慌与风险的不可预期性,重刑化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已有所体现。尤其是我国交通犯罪的刑罚体系不仅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而且在量刑上似显宽严失衡。从犯罪学与刑事政策的角度而言,轻刑化的量刑体系仍是我国交通犯罪刑罚改革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刑罚结构与量刑的权重因素、严格刑事证明标准、恪守刑法谦抑原则方能有效地在犯罪治理与刑罚公平间保持平衡。     

对量刑均衡的一些思考

量刑均衡要求对所有量刑情节和危害程度均予以法定化,并且排除犯罪所处的地域、刑事政策对量刑的影响.然而,量刑均衡不仅违背了刑罚的特殊预防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电脑量刑"的实践证明,量刑也不可能达到人们所希冀的那种"均衡化".实践中的量刑失衡现象,主要是由于量刑规范和量刑程序的缺陷导致的法官随意性过大造成的.因此,只有通过完善量刑规范和量刑程序,才能减少法官量刑的随意性,从而避免量刑失衡现象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