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数新探

一、罪数说简评罪数论是研究行为主体实施的犯罪活动构成一罪或是构成数罪,在刑法学上,它归属于犯罪论,是定罪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罪数与数罪并罚是两个不同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因犯数罪而产生并罚,并罚必以犯数罪为前提,非数罪不得并罚。罪数与并罚的这种关系,是刑法理论界的共识。     

论新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

论新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初炳东许海波邢书恒一罪与数罪的区分，是刑法中十分重要也是难以把握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我国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是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为标准，即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具备数个犯罪构成的为数罪。但是，如果刑法条文明文...     

对结果(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如何认定非实行犯的刑事责任

现实生活中,犯罪现象是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除了由个体实施即单独犯外,还可以由多人共同故意实施,即刑法上之共同犯罪。在复杂共同犯罪中,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符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为实行犯;在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基础上,由总则加以补充规定的为非实行犯。由于非实行犯并没有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因此非实行犯在处断时有其特殊性。而在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中,由于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是复杂形式的一罪,因此对于非实行犯的处断更为特殊。     

数罪并罚还是单一处罚？——浅析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及其存废

所谓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了不同罪名情况。牵连犯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有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二、触犯了两个以上的罪名;三、所触犯的两个以上犯罪之间有牵连关系,即一罪或数罪是他罪的手段或结果行为。一、牵连犯“数罪并罚”原则的确立我国刑法理论是关于牵连犯处断原则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从一重处断说。此种观点认为,对于牵连犯应按数罪中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并在其法定刑之内酌情从重判处刑罚。二是数罪并罚说。这种主张强调,对于所有牵连犯均应实行数罪并罚。三是双重处断原则…     

论结合犯

结合犯的构成特征,是静态的法律构成特征与动态的实际构成特征的统一。其表现为:被结合之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性质各异的具体犯罪;结合之罪统一、独立的构成要件内,必然包含与原罪相对应的且彼此相对独立的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数个原罪必须基于一定程度的客观联系,并依刑法明文规定而被结合为一个新罪;必须以数个性质各异且足以单独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触犯由原罪结合而成的新罪。作为犯罪形态与法条形态、一罪与数罪统一体的结合犯,其本质或内在属性为犯罪形态和一罪,其表象或外在特征为法条形态和数罪。基于制约设置结合犯罪的罪刑均衡规律,我国刑法无设置结合犯的必要。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简

在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罪与非罪上,犯罪构成是我们应坚持的标准,而《刑法》第13条的“但书”也是一个基本法律依据。就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有待立法增设的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险犯与数额犯的区别而在犯罪阶段形态问题上有区别。就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存在着犯罪的阶段形态,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则不存在犯罪的阶段形态。在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的共同犯罪中。如果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与单位的共同主体,则主从犯的认定要实行“二次认定法”。而在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可发生共犯问题,但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的共犯问题尚未得到立法认可。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既有竞合犯和牵连犯的罪数形态,也有数罪的罪数形态。至于食品监管渎职罪,其罪数形态问题因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而引起,而其共犯形态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罪数形态比较研究

罪数，指犯罪的个数或单复即一罪与数罪。罪数形态，指表现为一罪或数罪的各种类型化的犯罪形态。确定一罪与数罪的区分和某些罪数形态的特征，进而确定各种不同罪数形态的处理原则，对刑事审判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某些罪数形态和处罚原则，《澳门刑法典》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内地刑法理论对此虽然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在内地刑法中的规定却较简单。将我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关于罪数形态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我国罪数理论的发展。考虑到《澳门刑法典》总则有关于罪数形态的专门规…     

异种数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异种数罪应当包括牵连犯在内,在形式逻辑上,异种数罪属于种概念,牵连犯属于种概念下的子项,因而异种数罪与牵连犯两概念不能并列.异种数罪可以划分为牵连异种数罪与非牵连异种数罪两种.牵连异种数罪(牵连犯)处罚原则的通说观点应予否定,对其应当实行数罪并罚而不实行按一罪从重处罚.在1997年修订刑法中,部分非牵连异种数罪也规定了按一罪从重处罚而不实行数罪并罚,这导致了处罚原则上的混乱状况,有必要采用数罪并罚原则来统一解决非牵连异种数罪的处罚问题.     

犯罪客体重合性罪数标准的倡导

在实然的层面上,当前的罪数理论并没有真正贯彻犯罪构成的罪数标准;在应然的层面上,犯罪构成也不应当成为罪数的判断标准。罪数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犯罪客体的重合性。若多个犯罪构成是在对同一客体的同一次侵犯过程中实现的,则此多个犯罪构成的客体具有重合性,属于一罪形态;反之,则此多个犯罪构成不具有重合性,属于数罪形态。据此,法条竞合犯、结果加重犯、吸收犯属于一罪形态,应从一罪处断;连续犯、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属于数罪形态,应数罪并罚。     

论有牵连关系的两罪也应实行并罚

<正> 有牵连关系的两罪,即通常所称的牵连犯。牵连犯在刑法中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问题,但因涉及如何适用刑罚判刑,是按一罪择一从重处刑,还是以数罪实行并罚,从而与刑罚最后结果是轻是重有密切关系。因此,是否承认牵连犯,对有某种牵连关系的两个犯罪行为的处罚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牵连犯的概念不很明确,处罚     

数罪并罚中的一罪和数罪

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关于刑罚的具体运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刑法科学中(包括犯罪学和刑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研究数罪并罚比研究一罪单罚,无论就其性质、深度、广度等方面来说,都要困难些、复杂些.一罪和数罪的区分问题,是在对数罪需要实行并罚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因此,这就不是在通常情况下,一人犯过一次罪还是几次罪的问题,而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即在判决宣告以前,或者在判决宣告后,刑罚还没     

浅析想象数罪的本质及构成

在司法实践中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原则界限,才能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和那些严重侵害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要区分一罪与数罪,就必须分析研究那些形似犯罪,实为一罪或实为数罪,做为一罪处理的各种情况,以免错误地用数罪     

刑罚没有执行完毕又犯数罪的,应如何并罚

我国刑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新犯的是一罪,那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新犯的是数罪,就出现两种意见。     

论同种数罪的并罚

一罪一刑的罪刑关系、行为责任论、量刑情节的差异性等原理与事实,决定了对判决宣告以前的同种数罪,原则上应当实行并罚;但是,对于刑法分则将多次、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规定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犯罪,不应当实行并罚;对于想象竞合犯、牵连犯与吸收犯的同种数罪,原则上并罚,例外不并罚;对于刑法分则将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规定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犯罪,以及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死刑的犯罪,原则上不并罚,例外并罚;在同时存在应当并罚与不必并罚的交叉情形时,需要按照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尤其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灵活处理。对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同种漏罪的,不能一概采取并罚原则;在以一罪论处才能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量刑;已经执行的刑期,计算在重新决定的刑期之内。     

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

聚众犯罪是指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以聚集特定或不特定多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我国《刑法》共用11个条文规定了14个聚众犯罪,其中大多数聚众危害社会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少数是该罪的选择行为要件。聚众犯罪的主要特征有法定性、聚众进行、实施的是复数行为等。从犯罪形态上看,聚众为着手,实施具体违法犯罪活动为既遂。它与煽动犯罪、教唆犯、组织犯、首要分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组织犯部分交叉重合。聚众犯罪的一罪数罪标准在于行为个数、数行为之间是否牵连、牵连时定一罪是否能体现罪刑相适应。     

行贿者，一律惩处还是网开一面

在刑法上，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共同犯罪，正像一个连体儿一样，这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彼此不可分离。但两者的行为方式不一样，故此刑法上又称之为对合犯。对合犯有多种形式，有的被规定为一罪，如买卖枪支弹药罪、重婚罪、出售、购买假币罪，不管双方行为人的行为表现形式有何不同，在法律上都是作为一罪加以规定的，这种现象被称为法律上的共同犯罪，     

想象的数罪与法规竞合

一人在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而为了正确适用数罪并罚,就必须将形似数罪,实为一罪或处理时作为一     

多次行为的理论定性与立法存疑

刑法多次行为的各别行为,表现为基本犯罪构成要素的实行行为、加重犯罪构成要素的犯罪既遂行为、累计数额处罚载体的实行行为或犯罪既遂行为。按照罪数形态理论,多次行为原本属于同种数罪或者连续犯或者数个违法行为,而刑法立法将之作为一罪的基本犯罪构成或者加重犯罪构成处置,这种立法模式不尽合理。     

共犯与正犯关系论

共犯与正犯的关系问题是共犯论领域中的基础性课题,关涉到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以及罪名从属性等诸方面重要的问题。在客观主义刑法观已然基本确立,刑罚权应予谨慎发动的当代中国,应摒弃实行独立性说而采实行从属性说。从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和责任个别性的原理出发,主张共犯的成立以正犯实施了侵犯法益的违法行为已足的限制从属性说具有可取性。共犯的本质在于各参与人通过共同的违法行为来实现各自的犯罪,所以,共同犯罪未必是“数人共犯一罪”,而完全可能是“数人共犯数罪”,亦即,各共犯者的罪名可以相互独立。     

论我国刑法中的片面共犯

在刑法理论上，根据共同故意的形式，可以把共同犯罪分为全面共犯和片面共犯。所谓全面共犯又称为双方的共犯，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犯罪行为，在主观上具有全面的共同故意。而所谓片面共犯又称为一方的共犯，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客观上虽然存在共同的犯罪行为，但主观上只具有片面的共同故意。例如：帮助犯明知实行犯在实行犯罪而故意地帮助实行犯，实行犯则并不知道帮助犯在暗中帮助自己实行犯罪。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帮助犯和实行犯之间，还发生在教唆犯和实行犯之间。因此，可以认为：全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典型形式，而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