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巴西劳工党政府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巴西劳工党政府实施工农业并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的有质量增长的发展战略,推出"零饥饿计划"、"家庭救助金计划"等一系列减贫、扶贫措施,广泛开展反饥饿、反贫困和反失业运动,注重通过社会民主协商和广泛参与,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从而建立健全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民主治理协调统一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应借鉴其有益经验,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公共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公、人民民主参与和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筑牢国家治理体系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现代化研究

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规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的相互促进,是铸就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法治中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法治中国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紧密呼应,显示出法治中国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也体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中国建设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基本行为方式必须实现法治化,二者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有效制约;以权利监督权力,注重运用民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打压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提高治理腐败能力,关键在于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打造完善的法律规范的笼子,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加强人大监督、党际监督和党内监督,增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能力,多管齐下治理腐败;畅通民众与新闻媒体监督渠道,通过网络反腐、微博问政等加强监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民众参与腐败治理。     

政府治理变革视角下行政法的发展研究

在政治经济社会转型阶段,我国政府所面对的民生困顿、生态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类公共问题日益复杂与严峻.同时,社会中暴力执法以及暴力抗法等消极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均揭示了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陷入一定的发展危机.而为有效应对该危机挑战,国家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明确要求转变政府机关职...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政府治理过程中,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大数据技术可以增强政府决策过程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能够助力政府公共服务高效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以提高政府治理的精准性,使政府更好地履行现代政府职能;有助于政府治理体系中多中心协同治理局面的实现,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运用大数据技术重塑政府治理体系,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那么,应如何界定治理的涵义?从政治学理论来看,统治、管理与治理有何区别?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从"管理"到"治理"的改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有哪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创新述略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新概念;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组织自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更新党建内容,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增强党的工作辐射力度、加强党组织的制度保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总之,对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加强党委领导、明确社会组织目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     

国家治理变迁的困境及其反思:一种比较观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出治理困境的过程。从国家建构的三大维度,即政府职能、治理能力与合法性面向出发,比较分析不同阶段、不同遭遇的治理变迁问题,可以揭示出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困境、发展型国家的包容性困境和转型国家的制度性困境,有助于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问题。     

热话题与冷思考——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共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部纲领性文件。为什么要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如何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冯俊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编辑手记

正本期的头篇文章是对当代著名左翼政治理论家鲍勃·杰索普的访谈,由杰索普教授直接推荐给本刊。在访谈中,杰索普倡导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探讨了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各学科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性。本期"全球问题研究"的主题是"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并于1992年将其年度报告称为《治理与发展》后,治理的概念被运用于诸多事宜,成为国际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话语。随着对治理的深入研究,我们     

建国后地方治理中党的执政方式演变与经验教训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治理目标能否实现的基础,考察党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执政方式得出经验教训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建国后,党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经历了一元化、制度化及多主体参与的发展、演变,这总体上体现了党应对经济、政治、社会环境转变进行的自我革新。在这个过程中,党始终充当了国家与社会的桥梁、纽带,而新时期,多主体参与的地方治理也标志着地方政府独立性增强和政治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么建设"提出了很多新的论断和观点,这一系列新观点构成了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逻辑。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是习近平重要讲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这一思想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系统总结,而且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改革政府治理模式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

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改革传统治理模式,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社会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重构。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从语义图解到模式理解:《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份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文件。该文件对治理问题的论述是其最大的亮点之一,同时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其中,对"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是支配和贯穿文件内容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文件从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对处理上述关系提出了系统方案。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同时,实现良善治理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命题,对治理的探索、理解和经验总结永无止境,其政治实践也必然是开放的,形成中国特色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