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研究的语言转向

语言价值研究不囿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语言价值既要关注价值论的语言转向,又要关注语言的价值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价值论的研究对语言关注不够,价值论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赶上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便车,从而给价值论研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言语"纠缠"。价值论研究的语言转向,从深层次揭示了价值本真的呈现。语言既作为价值的呈现方式,也是价值建构的重要路径。语言价值研究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要重视话语权在建构语言价值论的基础性作用,这对于推动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价值。     

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观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始于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继承和发展了其以数理逻辑为工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思想及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阐释进行哲学研究的方法,确立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正是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并对语言本质的论述及其语言观的阐述才使得这一"语言转向"更深入和彻底,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语境”流行术语传播现象探析

"语境"概念从语言学传播到各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在其他非语言学领域的运用频率远远超过语言学,业已成为一个被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学术用语。语境的传播现象之下蕴含着学术研究的思潮转向、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及语境理论的变异和丰富。推动语境传播的动力,表层上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不过语言学转向内部经历了从排斥语境到转向语境的曲折历程;深层上则是学术界的整体主义思潮,是对个体主义、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反拨。在这场广泛的传播中,语境也从作为言语环境的语言学概念,变异为多重内涵的普遍学术用语,甚至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深层的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发展了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语境理论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在后现代的发展

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也涉及到非理性问题,但都只是作为其理性主义哲学的从属和辅助内容而在哲学中占有一席地位,它还没有形成一股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现代西方不少哲学家一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把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转向非理性问题,宣扬非理性主义、形成了较全面和系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的主代表人物有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精神分析哲学家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等。     

论毛泽东的哲学观

将实际解释为包含事与理于自身之中的巨大螺旋结构是毛泽东对哲学理解的本体论起点;在本体论起点上,毛泽东促使哲学在中国实现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转向及方法论的转向;以一般和个别的螺旋为主轴的证实与发展无限循环的求是过程构成了毛泽东哲学观的不倦追求。     

语用学转向的哲学理路及其语言学意义

语言哲学于哲学与语言的相互碰撞中形成,以弗雷格量词理论为代表的现代逻辑学的诞生使语言哲学成了具有本体地位的一门显学。而后,语言哲学发展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语用学转向＂两次历史性转型。第二次转型期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等研究成果构筑起了语言与哲学对话的新平台,促成了现代语用哲学的形成与日臻完善。＂语用学转向＂作为一场语言哲学思维发展的重大变革,促成了语形、语义、语用三个语言哲学维度的完全对接,为社会实在性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并为社会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人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论媒介技术与哲学未来的技术转向

通过语言转向,近代哲学的主体存在论发展为现代哲学存在论。语言是一种符号,属于作为信息中介的媒介,语言转向也可看作是符号媒介转向。通过对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的存在论分析,得出现代哲学存在论是媒介存在论。媒介存在论对应于媒介哲学,现代语言哲学就是媒介哲学的第一阶段——符号媒介哲学。符号不能单独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符号的载体,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符号。未来哲学的发展将继续追问语言符号的载体——媒介技术,进入媒介哲学第二阶段——媒介技术哲学。     

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渊源简论

德里达一生中的理论创作可谓错综复杂,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文学等不同领域,是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语言观主要表现为他的书写学、"异延"符号意义理论,而精髓则是他的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它颠覆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哲学,从而引发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为人们揭示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景观.德里达从西方传统语言哲学理论开始,特别是对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卢梭、胡塞尔等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展开批判,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     

艺术重构存在:西方艺术哲学转向的逻辑理路及精神建构

西方当代艺术哲学是对传统艺术哲学思维模式的承继和部分反叛,且始终围绕主体的情感意义与艺术的本质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推动了西方艺术哲学的转向,这种转向使得艺术哲学与人的生活紧密结合。归根结底,这种转向是以“艺术重构存在”为基础的异化,其本质是艺术主体——人——的异化,这种异化用“艺术重构存在”来规范艺术哲学的逻辑理路,西方艺术哲学也正是基于“艺术重构存在”的基础上以“真实”与“经验”的艺术形式完成了西方艺术哲学的精神构建。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及其科学理解

德国古典哲学对以往哲学的突破在于康德以"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方式实现了"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论转向",把过去"主体归结到客体解释"转变到"客体归结于主体解释",形成了新的哲学坐标。这一转变经费希特到黑格尔,构成了德国哲学在近现代发展的传统。马克思哲学的德国传统包括了对这个转变的批判继承,具体表现为"人的本质"理论的新构造,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都关涉此。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研究及其观点不是什么囿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学",而是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包含的"主体"这个出发点的需要和体现。但马克思的"主体"范畴已经超越了康德和黑格尔,即已经是"现实的个人"意义上的规定。正是基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和实现为"现实的个人"这个历史前提和出发点的提出,才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从他的人的本质理论出发,深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论转向"的扬弃的梳理和把握。     

试析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

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是建立在价值、理性、主体间性等基础上的,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的同时,却陷入了实证理性的间隙中.西方近代哲学倡导人文精神,但由于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同时却受此影响,哲学家们最终把人的存在抽象化了.现代哲学家对人的精神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使人的本真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重新得到恢复,把人看做是完整的人,使人成为整个哲学的核心,使哲学永远给人类生存以终极关怀,真正实现哲学的人文转向.     

西方后现代转向与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西方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思想主题的一大潮流,其思维方式的产生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后现代转向后,人类对生命形式的安顿问题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西方后现代转向对于我们正确看到中国哲学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就西方后现代转向和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进行了论述.     

哲学转向与哲学范畴的变迁

哲学范畴的发展变迁与一定时代的哲学观密切相关 ,它映射着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的变革历程。哲学的本体论时期的核心范畴是“本体”、“本源”、“始基”,“认识论转向”导致了认识范畴的突显 ,“语言学转向”则强化了范畴的语言分析 ,“价值论转向”突出了人与价值问题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范畴作为全部哲学的基石 ,使全部哲学和哲学范畴都获得了新的解释。     

语言工具属性中西分野的哲学观照

先秦时期是语言哲学探讨的鼎盛时期。老、庄、孔等先哲思想主要突出了语言的超语言特征及其治世功能；自古希腊时代的赫拉克里特起．西方哲学家多强调语言的可言说的创世功能。中西方在语言的工具性特征之间的纠结体现了语言与哲学的紧密关联。研究中西语言在工具性特征上的分歧。可进一步观照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并为语言教学及语际翻译提供理论依据。     

“新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新领导权”理论概要

"领导权"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重要理论,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充分吸收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的学术资源,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主要是指"话语领导权"。因此,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那里发生了"后现代转向"。无疑,拉克劳、墨菲的解构与建构是统一在一起的,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构的同时,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     

实践哲学视域中的当代"空间转向"

在20世纪文化思想的震荡转型中,空间的理论研究突破了线性的时间束缚,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题城,人们将其称为"空间转向".空间转向作为当代文化思想范式的转型,是提问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转换变革.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人类的空间理论反思大致可描述为: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认识论;...     

20世纪初中国画的美学转向

20世纪初的中国画从形态、风格到内在精神与传统中国画都有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是在追求现代性的时代精神中自身寻求突破的结果。反映在美学上,则有三个方面的转向：从超然、高蹈、孤芳自赏的精英关学转向通俗、平易、清新的大众美学;从追求混沌、虚淡、空灵的庄、禅美学转向崇尚真实、浓厚、劲峭的现实主义美学;从偏重内向自省的哲学关学转向偏重外向开放的社会学美学。     

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的“结合”研究

分析哲学的理论旨趣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转向的重合造就了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结合"具体是通过分析哲学的概念、逻辑分析等分析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命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实现的。分析哲学的引入,一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各社会科学思潮的交流空间,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确性、科学性;另一方面由于分析哲学自身方法论上的分歧,分析哲学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仍有较大的随意剪裁空间。     

论两种语言哲学观的研究基源、目的和走向

不同的地缘及政治文化环境塑造了两种迥然的语言哲学观。刻求"至知"的西方哲学家坚持"言尽意"论,致力于语言的精确明晰以及围绕其建立完备周密的逻辑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近现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却也令其身深陷语言割裂性的囹圄而无法自拔。中国哲学家较早认识到"言不尽意",跳脱了语言的固有局限,而其树立道德伦理的哲学本质和实用主义思想使中国语言哲学更早地转向了对语言价值伦理和语用功能的探讨,却致使中国科学长期"重技轻理",裹足不前。辩证看待两种语言哲学观在研究基源、研究目的和研究走向的交集和相异性,扬长避短,将对中国语言哲学之复兴与弘扬大有裨益。     

秩序控制、心理模拟与智能发展的语言哲学视域——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本体功能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局外人"与"在者"立场划分是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划分,从局外人视角来理解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工具性特征容易割裂语言与事物的内在联系,语言哲学视域的转向则促使语言返回到对少数民族人身存在的显露。在此,重点分析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对民族生活秩序的控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模拟以及对民族智能发展的导向作用,旨在突破语言的工具性外壳抵达隐藏在语言背后的世界观,揭示少数民族语言构建自身传统性与发展能力的本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