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论的认识限度──与刘再复、李泽厚二位先生商榷

鲁迅文论的认识限度——与刘再复、李泽厚二位先生商榷［澳大利亚」陆葆泰鲁迅文论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鲁迅文论的地位可以无限地推崇．为什么要谈论此问题呢？因为在我接触到刘再复、李泽原先生的论述时，感到实在难以苟同。鲁迅文论之历史...     

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评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主要有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大文论视域。其成就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彰显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双重品格、实现人民性与自由性的辩证统一、诠释文论建设的中国化倾向。研究不足包括问题意识相对弱化、文学批评缺乏整体性、参与主体出现代际裂隙等。建议从"回到马克思"、加强文论创新、注重文论实践三个层面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形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十分必要和紧迫。福柯话语理论的构建取向、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大众的同意"、拉克劳和墨菲后话语理论的多元主体"接合",为之提供了视角和切点。大众化了的马列文论话语、中国化了的西方文论话语、时代化了的古代文论话语和实际化了的比较文论话语"接合"起来,构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再与创新的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话语二度"接合"起来,就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有机意识形态"。     

中国文论读者接受观的两种价值取向

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文论大量存在于“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①的确，中国文论大都是零星的、感悟的、经验的、偶发的，往往“点”到即止，缺乏体...     

西方文论话语霸权的确立与东方文论的“失语”

一世界文论发展史回顾从世界文论的发展来看,世界文论的发展有三大源头,这就是中国、希腊、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文论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文论产生于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代,而西方文论产生于古希腊黄金时代,当时的希腊也正是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在古希腊文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从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一路发展过来的关于“模仿”的论述。“模仿说”是西方文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尽管古希腊哲人、文论家对模仿的理解不同,但其基点是把艺术…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性命题——对十年来“转换”讨论的冷思考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提出到现在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具误导性的命题。一方面,它把“现当代文论的失语”偷换成了“古代文论在现当代的失语”;另一方面,则把“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偷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才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和混乱,并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误导性后果,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误导我们错把中国古代文论看成新的当代文论的本根;二是使学者们几乎都把研究的重心定位在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换上,反而忽视了“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真正目的。     

“文以载道”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契合

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和20世纪20年代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诸多契合之处：它们都通往理想，含有对太平盛世的期望，并将文学和现实联系起来，使文学在产生教化功用的同时超越工具论。传统“文以载道”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关系导致载道主体的复合性，而这种复合性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那里也有类似的体现。这些契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能够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三条路径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前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学界对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在诸多的研究中,怎样重建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仍然存在重大缺陷,依然没有摆脱老路,无法引导我们真正走上重建的道路.在时该命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建应该走中国文论中国化的道路,具体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中国文论的当下直接有效性;第二,西方文论中国化;第三,让中国文论在当代成为主流话语.     

《文心雕龙》研究与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本文就《文心雕龙》研究历史的兴衰现象 ,从中国传统文论著作的话语方式和学术规则角度 ,探讨了为何《文心雕龙》在唐宋时期未能被引起足够重视 ,而从明清开始 ,研究渐盛 ,且在当代形成声势浩大的“龙学”,并由此反思当代研究的利弊 ,进一步指出应该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思想的异质性 ,在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中 ,合理转化中国古代文论 ,整合中西文论 ,让中国文论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的建构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是随着汉代经学的产生与兴盛而出现的,并与两千余年的经学发展相始终.要让"依经立义"这一意义生成方式发挥现代方法论作用,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代,并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寻求发展动力.所谓纵向寻求.就是内求中国传统经典,变"中国古代文论"为"中国文论",既关注"说什么",也重视"怎么说".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而横向寻求,则是外求他国经典理论,通过对他国文化、文论经典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几个所谓“共识”与“常识”的质疑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发表过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和观点、提出反思中国文论研究"失语"现状的论文,提出了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却收效不大,基本上仍然无法确实地推进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与发展,无法推进中国文论的重建进程。可见当下仍存在着一些严重困扰着文学史与文论界的问题。其中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困扰是,很多当代人形成了所谓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共识"与"常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应该收录古体诗词、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体系、古代没有白话诗、中国文学史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其实这些"共识"与"常识"是很有问题的,恰恰是这些"共识"与"常识",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从王国维创作看中国转型期文论理路

王国维自幼饱受传统国学熏陶，而后，王国维接触“新学”，叔本华的社会批判意识、悲观主义人生观以及生命哲学对王国维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因此，王国维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在表现形式上，王国维以传统“词话”的形式点评前人词作．其作品在内容的深层已与传统词论大异其趣。王国维作品很大程度也影响了传统文论近百年的基本走向，然而，王国维这位亲手断送传统文论的革新者后来成为旧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并在旧传统“朱颜辞镜花辞树”的无奈中，最终选择了离开。这是王国维留给后人深层次的思考和对中国近代文人的深深的忧虑，或许正是这种忧虑让世人真正领悟了中国转型期的文论理路与时代归宿。     

全球化与中国文论的出路

面对“全球化”,中国文论要走出“失语”的窘境,首先,就要求文论研究者认清形势,摆正心态,树立自信;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文本,立足于原创性的文艺批评,以文艺批评作为文论的生长点;要善于从文化研究中汲取营养,在保持文艺研究独特性的前提下,让文艺研究跳出纯文本、纯文艺、纯审美的研究,在大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文艺问题,以拓宽文论发展的空间;重视译介,强力输出,也是我们的文论迈向全球的必经之路。     

中华传统经典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起

10年前中国文论界就开始在探讨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问题,但直到今天仍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笔者以为,对中国传统话语进行发掘整理,使之实现现代转化,这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原动力。而整理中国的传统话语,应该从中华传统经典开始。因为经典具有再生性和不朽性,它适合千秋万代的需要。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通过对中华传统经典的解读而使其具有现代意义,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路径。     

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视野下的风骨论

“风骨”论是“龙学”研究的一个迷团,学界对其的阐释说法不一,难有定论,折射出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的历史问题,在西方文论、前苏文论及比较文学视野中“风骨”得到不同模式的阐释,表现了中国文论话语在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彰显之间的两难选择。     

《文心雕龙》中西方文论术语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

在各民族文论逐步走向交往与对话的今天,文论的相互译介是必不可少的活动,而术语的翻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颇具特色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中的部分术语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石,中外学者对其广泛关注并积极进行研究和译介。但从笔者研究的几个译本来看,由于文化语境不同,其中的术语翻译仍难以避免地存在歧义与误解,有进一步探讨研究的必要。本文从中西方文论比较的角度就《文心雕龙》术语英译问题做出梳理和分析,以期推动中国古代文论术语与西方进行实质性对话。     

回归原典: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理意识

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绩,但仍有一些缺憾,在诸多的研究中,"为了研究而研究"的作为对古文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产生了误读.因此,"回归原典",以求真的眼光审视古文论,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学理意识.[1]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回顾与审视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20世纪90年代被明确提出,至今已有二十年。经历最初的热闹之后,今天这一命题渐入沉寂。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文化传统为其问世的思想渊源;"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提出则是其一度盛行的现实语境。然而,"转换"说提出时就缺乏严谨界定和全面思考,大部分论者将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者当代意义研究视为"转换"的主要内涵,将两者等而视之。这种泛化理解基本忽视了其医治所谓"文论失语症"的现实目的,也忽视了其立足"转换"以建构当代文论的初衷。自然,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无法避免且十分必要,但幻想通过"转换"来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实在扞格难通。这本身违反了文学发展机制和文论生成体制,堪称一个"虚假命题"。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只能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产生。     

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前者属于中国文论传统的意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象-意”之辨的“言-不言-言不言”与“情（物）-物（情）-情物”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对-合”三元谱系结构，后者属于西方文论传统的形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意”之辨的“言-在”与“主-客”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反”二元体系结构。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