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管理语境下海淀区法院商事特邀调解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自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实施《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来,人民法院引入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便走上了快车道,我国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日益得到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在商事审判领域,对于这一机制的探索从更早一个时期就     

处处盛开和谐花——山东省潍坊市两级法院推动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山东省潍坊市两级法院坚持以公正司法为基础，以搭建分流平台为纽带，以主体桥梁作用为保障，以良性互动机制为支撑，以法官“五进”活动为载体，积极推动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倡导多元主体、运用多元方式化解矛盾纠纷。2007年至2008年全市基层调解组织解决纠纷同比分别上升64．3％和8.3％，     

浅谈如何强化执法办案的社会矛盾化解功能

执法办案的根本属性是解决矛盾纠纷,协调利益关系。当前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如何充分发挥执法办案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基础作用,是继续解决的难题。本文着重从理念、机制、能力三个方面,就强化检察执法办案的社会矛盾化解功能谈几点看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讲话（摘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指出:司法行政工作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要按照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要求,推动平安中国建设向纵深发展。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中的优势,更加注重拓展人民调解领域,更加注重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更加注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关怀帮助体     

走向和谐与法治——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客观规律给予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内在合理性和外在正当性。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琐碎化,决定了法律（司法）一元控制难以实现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为世人所认可,为世人所构建。本文将对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总括,设立目标和具体制度做相应探讨。     

浦东构建大调解格局的思路与实践

调解是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发展，新型矛盾的不断涌现，仅仅依靠人民调解一种手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坚持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切入点，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解决新时期矛盾纠纷有效的调解方法。上海浦东新区司法局根据本地特点探索三种调解问的衔接、协同途径。     

李少平：争当排头兵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面对挑战和困难，我们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坐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民法院本身就是矛盾纠纷的交汇点，必须以化解矛盾纠纷为己任。解决好前进中的困难和矛盾，唯有迎难而上，奋勇拼搏!唯有立足自身，勇创一流!唯有破解难题，开拓前进!用我们持续不断争创一流的实际行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新形势下预防化解涉诉矛盾纠纷的路径探析——兼论构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一体化机制”

新时期社会矛盾呈现多发性、多样性、复杂性和易激化性等特点。由于非诉讼化解矛盾纠纷功能的弱化,人民法院由化解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第一道防线,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近年来,济南中院着力推动建立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一体化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的优势,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同时,工作重心前移,法官深入村(居),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从济南中院近年来的实践看,一体化机制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为新时期预防化解涉诉矛盾纠纷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揽子调处 全链条化解

<正>近年来，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司法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枫桥经验”本地化实践，以县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建设为抓手，大力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现矛盾纠纷“闭环式流转、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走出了一条民和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之路。     

“墨”上花开 绘就新“枫”景

<正>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司法局认真学习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浦江经验”,不断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调解工作新格局。近四年来,全区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4万余件,矛盾纠纷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实现双提升。     

对基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化解机制问题的思考

为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各地已形成了一套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政策措施。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和机制不够健全,社会矛盾的处置力度较弱、成本较高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在改革发展中解决矛盾的原则,必须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做到依法、公开、公平、公正。要从预防机制、预警机制、应对机制、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强化基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化解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论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调处

公安调解是我国一种重要形式的行政调解,然而,它并非是对民事争议的调解,而是以调解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并无调解权,其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无强制执行力,这种状况造成了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公安机关应拥有对民事纠纷的法定调解权,并通过调解协议公证或法院备案的方式将其主持下产生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公安调解的人员、编制、经费、程序等配套措施。     

警医联动机制处置医患矛盾的现状及对策

医院的安全稳定是医疗事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安全稳定已成为医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警医联动机制处置医患矛盾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公安机关角度出发,结合医疗机构实际,提出了警医联动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对促进我国当前警医联动机制的进一步完善,维护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确保医院、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提升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辽宁省治安调解情况调查

辽宁省近三年治安调解实践的调查情况表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与社会变迁相关的新特点，与之相对应，治安调解已经成为治安案件查处和平息纠纷、化解矛盾的主要方式。但是，无论立法还是执法实践，治安调解在公安基础工作方面的重要性与其得到的重视程度显然极不相称，且显现立法和实践断裂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针对相关问题，本文在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

随着城市建设以及城镇化的加速 ,拆迁纠纷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性问题。从我国房屋拆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来看 ,矛盾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拆迁人滥用公共利益侵吞私人利益的现象普遍 ;二是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模糊 ,因滥用行政权力干预拆迁活动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严重 ;三是拆迁补偿严重不足 ,民怨很大。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 ,本文从合理保护房屋拆迁中财产权利的必要前提、保护财产权利的关键及根本途径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以期对我国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行政协议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出现的行政协议,是区域政府为克服行政区划障碍而进行合作的法律机制。区域政府间的行政协议,应当以区域平等为法治基础,是对话和协商的结果。行政协议的缔结,主要涉及主体资格、公众参与和主要条款等问题,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公众、公权与私权的界限,行政协议的履行,则涉及行政协议的效力、实施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行政协议不仅适用于区域政府间的合作,也可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之间纠纷的解决与合作。但是它的运用和发展,需要以行政协议法为制度平台。     

关于预防和减少公安信访的思考

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开门接访”活动对于依法处理积留的信访问题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公安信访问题,关键是要加强公安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规范公安执法活动,大力整治公安民警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源头预防和减少公安信访问题的发生。     

法律现实主义与转型社会刑事司法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司法面临着新的挑战。西方的法律现实主义能为我国转型期刑事司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和改革思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在批评形式主义与三段论式审判的基础上,把法律看作具有多重目标的社会引擎,关注司法行为、纠纷解决与社会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形式主义,而是应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并在其中融入客观主义;应在刑事司法裁判中适用利益权衡,重视经验归纳而不拘泥于简单的演绎推理;应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核心,构建合理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行政救济制度之完善

行政救济最重要的三项法律制度: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已建立实施多年,随着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三项制度很多方面都已不适应实践的需要。《国家赔偿法》已于2011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也亟需改革和完善。作为同是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的两项制度,有同有异,但具有内在的联系,应该对之作比较性研究,以期这两项制度在保护公民权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中更能实现其积极效应。     

预防侦查错误视角下公安刑事鉴定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刑事鉴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公安机关在侦查线索的寻找、侦查方向的确定乃至侦查终结的定案证据等方面都极为依赖刑事鉴定.然而,因公安刑事鉴定制度本身存在某些缺陷而容易产生诸多鉴定问题,进而导致侦查错误的发生,以致酿成了一系列刑事冤案.完善现行的公安刑事鉴定制度首先亟需解决公安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组织管理制度问题,即应确保内设鉴定机构的相对独立,同时应明确对刑事鉴定技术的采用标准.诚然,完善公安刑事鉴定制度并不能完全杜绝侦查错误的发生,但是可以减少侦查错误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