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研究——以环境刑法法益为视角

环境破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环境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其中环境犯罪的法益研究更是观点纷呈。通过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刑法法益观的逐一审视,从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的狭隘、生态中心主义论的尴尬以及折中说的矛盾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基础,环境利益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重大利益。     

论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证逻辑——兼论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路向

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视为唯一的价值中心,到弱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把人类和自然界共同视为价值中心,再到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把自然界确立为唯一价值中心,环境伦理学在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不断批判的过程中已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给环境和生态带来的后果可谓触目惊心,但是,简单的把人类视做自然存在物,从而将人类引向自然存在状态以及强烈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环境伦理学究竟该往何处去?基于对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说的论证逻辑的充分梳理,只有分别吸取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两个极端中存在的合理因素,并把它们统一起来进行思考才能构成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向。环境伦理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至少需要强化对实践性、统一性和代际平衡性等一系列价值问题的关注。     

环境犯罪客体研究

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国内学界形成了几种学说,但都值得商榷。基于环境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在研究环境犯罪的客体时,应坚持两分法的观点,一方面承认环境本身具有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该结合现实,认清通过刑法手段保护环境利益时,其承载利益的主体应当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单元:个人、组织、国家等。     

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

我国环境犯罪突出表现在：污染水体、大气犯罪增多；盗伐滥伐森林犯罪猖獗；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屡禁不止；毁坏耕地案件增加；破坏性采矿犯罪高发。加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途径有：完善现行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应在刑法中设专章，增设新罪种。环境犯罪中，单位犯罪现象突出，应加强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     

保护生态视角下环境刑事立法新探

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与对外部不经济性的内化不足要求环境刑事立法。扭转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伦理范式,转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立基于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道德共同体内涵的拓展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纲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走向理性化的科学路径。     

论环境危机视域下可持续发展权的制度建构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特别是近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常常以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去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文明,导致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全球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可持续发展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形态是对传统法律权利观的突破,在可持续发展权的建构中,面临着非可持续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冲突,人类中心主义权利观与生态中心主义权利观的冲突.从法理上看,需要解决法律本质、法律调整对象、法律主体、法律调整空间等给传统理论带来的难题.可持续发展权法律建构的可能途径是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建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将法律价值取向由人与人的社会秩序向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扩展,由环境资源利益的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迈进.在宪法层面上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确立可持续发展权的宪法地位,以法律形式将这一权利形态予以固定,使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采取全球性的联合行动,发达国家付起更大的责任,各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遵守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变革传统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运用更多的与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有机协调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建立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     

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及启示

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追问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及解决之道上,在对人类中心主义及人类主体地位的态度上,以及所立足的视域等方面,都提出了迥然相异的观点和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立足于后现代的视域,对传统伦理学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解构,指认二者是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并将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视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出路。与之相反,生态马克思主义则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力挺人类中心主义,指认生态破坏源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不公正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并将谋求社会制度的正义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对二者在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进路进行比较,有助于促进它们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伦理困境的和谐解读

环境伦理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从认识论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往往偏重从本体论来看,这使环境伦理陷入困境。用和谐理念整合二者的合理之处,超越二者的对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保障人与的自然和谐。     

关于完善刑法对环境资源保护的若干思考

目前,我国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状况不容乐观.鉴此,新刑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扩大环境资源刑事立法的保护范围;二是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继续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三是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责任追究条款,加大刑事责任追究力度.     

危害环境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世界上各国均进行了关于危害环境行为的刑事立法。我国虽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但由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理念陈旧、罪名体系设置不合理、刑法规制的范围较窄及惩罚力度较轻等问题,导致刑法在惩治危害环境行为时没有发挥出足够的作用,部分危害环境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刑罚处罚。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研究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鉴于环境的重要性及其他国家环境立法的可借鉴性,提出应确立环境犯罪在刑法典中的重要地位,并应从立法模式、罪名体系、刑罚适用原则及种类等方面加以完善。     

浅谈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

在研究人类怎样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克服“生态中心主义” ,最终走向环境伦理的命题时 ,就必须对这两种思想进行剖析 ,以明确科学的环境伦理思想 ,进而促进可持续发展实践     

论环境伦理的冲突和出路

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欲求环境危机的切实解决,必须寻求可以为相关法律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的环境伦理。通过对环境伦理的基本流派进行梳理,提出面临严峻形势,应平衡激进和传统的观点,坚持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     

论我国环境刑法的最新发展

20 0 1年刑法修正案以独立条款专门修改环境犯罪的形式 ,拉开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序幕 ;2 0 0 2年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两个环境犯罪新罪刑条款 ,并对原有两个环境犯罪条款内容进行了罪状修改及法定刑补充 ,使我国环境刑法有了突破性的重大发展。但我国环境刑法仍存在环境犯罪种类偏少、刑法介入角度到位不够、刑事法网薄弱等不足。从发展角度看 ,近几年我国环境刑法进一步修改和不断完善的走势已是未来历史发展的必然 ,刑法理论应为我国环境刑法的再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污染环境罪的概念与法益

污染环境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关于环境犯罪(不限于狭义的污染环境罪,还包括其他破坏环境的犯罪)的保护法益,国内外刑法理论主要存在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与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以及折中说(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之争。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

环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刑法是社会秩序维护的最后防线,对于规制环境犯罪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应从完善环境犯罪刑法规制机制、加强培训提升环境犯罪办案水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方面,提高环境犯罪防控质量。     

论邪教犯罪对刑法法益的侵害及其认定

邪教犯罪不是一般的有组织犯罪,而是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有组织犯罪.邪教犯罪的危害与一般的有组织犯罪不同,它至少侵害了四种刑法法益对其成员实行精神控制,非法限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破坏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制造故杀、自杀、自焚、自残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疯狂的敛聚财物,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打击邪教犯罪,必须正确理解邪教犯罪的犯罪构成和有关的司法解释,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这样才能发挥刑法打击罪犯,保护社会利益的功效.     

刑法的经验性思考

刑法是一部反映广大民众关于犯罪以及刑罚利益分配方案的共识的法律。经验是人们由实践得来的知识。经验性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积累性、检验性和矫正性是经验的禀性。经验性可以使人们获得并更新广大民众关于什么是犯罪以及犯罪应该如何处罚的利益分配方案的共识的知识。     

不道德的环境伦理与环境权——以康德法权哲学为视角对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批判

康德法权哲学的理论基石是先验自由。因而康德的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伦理上的自由。现代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理论起点仍然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因而是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反传统伦理。从康德的法权哲学来看,由于缺乏自由的根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乃是不道德的伦理,由此而引申出来的环境权也就是无伦理基础的环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