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商法学研究回顾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商法学研究和商事立法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推动力量。商法总论和商部门法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推进了我国私法现代化的进程,并努力实现着商事领域高效和安全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商法学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商法制度和商法学的发展吹响了号角。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法学随着商事制度的完善进入高速发展期。商事立法的速度与规模、商法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近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推动了商法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商法制度也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映照。在新的历史时期，商法学研究应当适应现实需要，为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论供给。     

在发展中追求卓越——2006年商法学研究述评

2006年的商法学研究向深入方向发展,它不再局限于人们熟悉的领域,对于人们以往很少涉足的商法领域也开始进行积极的探索,表现出从个别领域向多领域纵深发展的趋势。除公司法、证券法的研究继续深入外,商事组织和商事交易的一些新法律问题已成为学界的关注点。并且,人们已在重视改进商法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密切理论工作者与实务工作部门的合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法学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法学理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发展壮大。它主要包括以商法独立性为内核的商法基础理论、以商事通则为统率的商事单行立法模式理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彰显自治的公司法理论、以市场导向与政府监管并蓄为线索的证券法理论、以企业再生为主导目标的破产法理论和以保险人利益保护为中心的保险法理论。     

国际商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兼谈国际商法学是独立的法学部门

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统一实体规范和争端解决程序规范的总称,具有自身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而且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体系。因此,国际商法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法部门。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基本确立了国际商法学的独立法学部门地位。在我国,将国际商法学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的一部分是在目前条件不成熟时的可采之策。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2012年6月23-24日,由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主办、重庆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在重庆市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改善民生与商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综述如下。一、商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一)我国商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事纠纷也与日俱增。能否快速有效地解决商事纠纷,不仅关系到我国经     

商法学研究述评

商法学研究述评徐海燕张新宝一、关于商法基础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不少人主张“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１〕也有人撰文，在立法体例上坚持民商分立的观点，主张构建以商法典为中心、以商事特别法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商法体系。〔２〕在此基础上，人们就商事法学如何建立自...     

二十世纪中国商法学之大势

<正> 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商法,也不存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商法学。中国商法孕育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巨大历史性跃迁的进程之中。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运动,使商法成为了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之法制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契机,中国商法学应运而生。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商法学,     

企业成为商主体对现代商法的影响

传统商法的主体是商人,而现代商法的主体在商人之外还包括企业,并且企业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关于商主体也有不同学说和立法。企业成为商主体对现代商法的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其对现代商事立法、现代商法理念、现代商法国际化和商事制度创新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中国商法及商法学三十年

1978年以后中国的商法及商法学从空白到快速发展,在立法、学术研究、教学等方面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和独立的商法学部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回顾与总结。     

我国商法的核心价值:逻辑展开与实践应用

总纲性规范的缺失以及以之为载体的商法核心价值的模糊是我国商事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困境的重要原因。为使我国商法理论研究与商事立法、司法等实务活动获得确定的价值指引，有必要对我国商法核心价值的逻辑展开及实践应用进行系统研究。商法的核心价值曾被普遍界定为效率或效益，但基于正本清源，应将其界定为自由，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强化私法自治与经营自由。商法中自由价值的边界应立足于秩序价值进行界定。在商事立法、监管及审判活动中，应立足于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使商法核心价值的得到合理应用。     

A re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reform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is study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idealistic interpretation that the movement for reforming the criminal law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was generated by the enlightened doctrines of Jeremy Bentham. Historical evidence is presented that suggests that even without Bentham a new penal policy would have emerged. Parliament mitigated the severity of the criminal law largely in response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hich demanded more swiftness and certainty in the conviction of property offenders.     

商事通则构造论

通则是基本法的功能性称谓,重在以一般性规则统领整个部门法,并不存在特定的结构模式.它仍然属于部门法律的编纂形式,而不是单行法规.民法通则为商事通则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商法的特点决定了商事通则不能照搬民法通则的结构.现代商法的价值诉求决定了商事通则必须以商行为一般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只有将商行为界定为营业行为,围绕营业规则安排商事通则的结构,方能解决商法适用上的难题,克服大陆法系商法典存在的缺陷,并在民商合一的框架下,实现商法内部的协调和统一.     

继承权本质的法理透视

关于继承权的本质 ,从被继承人的角度观察 ,主要有家族本位说、死后抚养说、意思说、无主财产归属说四种见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前两种已无人主张 ,唯有后两种仍有人对其研究 ,而且也践行各国的立法中。但我国继承法基于当时特殊国情的影响 ,遂采纳了死后抚养说 ,由此产生了许多弊端。鉴于此 ,我国现今继承法对继承权本质的理解 ,应确立以意思说为主 ,死后抚养说为辅的理念。     

Wha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aw?

In this article I take up a conceptual question: Wha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w’ and the behavior the law regulates, or, as I formulate i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inside’ the law and what is ‘outside’ it? That conceptual question is in play in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doctrinal domains: the constitutional law doctrines regarding the limits on the delegation of legislative powers; the criminal law doctrines regarding mistakes of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doctrines that turn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tate action and the acts of non-state actors. I argue that legal doctrines should turn solely on normative considerations and should not turn on answers to conceptual questions. However, the doctrines I discuss appear to turn on the conceptual question regarding what i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aw. I show how each of these doctrinal areas appears to raise this conceptual issue, and I explain how the doctrines might or might not escape being held hostage to conceptual controversy.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之概念澄清——基于“给付”概念的中国法重释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法上争议颇多。在探讨＂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前,应首先在民法上澄清＂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我国民法对不当得利的理解受到德日的混合影响,但并未察觉德日对不当得利的理解路径是不同的。德国学说通过物权行为等理论构建,奠定了＂给付＂概念的基础,并进而明确了＂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日本法基于自己的判例构建了与德国形似神异的不当得利学说,其＂给付＂及＂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与德国法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当得利的＂名不副实＂。我国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应继受日本异化的不当得利理论,应根据我国现有民法制度重释＂给付＂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为其证明责任的确定奠定基础,也为其他诉讼法问题的解决奠定民法基础。     

论海上侵权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与一般侵权责任一样,海上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海上侵权责任的核心,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海上侵权事故频发,尤其是大型船舶碰撞等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或者海上危险品的运输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等侵权行为的发生,简单地用过错责任进行规制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通过对海上侵权责任中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介绍,指出其适用范围,从而构建完整的海上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     

“意思”的诞生——基于罗马法教义学的考察

基于罗马法教义学的考察显示,"意思"的发现是罗马合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早期罗马法到古典罗马法,在社会变迁的推动和法律解释技术发展的双重合力中,意思经历了一个从潜伏到破茧的诞生过程,而在要式口约、正式免除、嫁资口约和要物合同中,意思缺失会或多或少影响合同效力,对意思解释和错误问题的教义学探讨由此肇端。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以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原则为例

行政法原则在行政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司法也应对此加以保障。行政法原则的表现各不相同,效力各异,司法在适用这些原则时应遵循不同的规则,采取不同的技术加以阐释和推理。这既是司法权的法律执行性的要求,也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相适应的要求,更是立法对司法裁量权的一种合理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