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起诉难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行政“起诉难”是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一个重要表征。当事人行使起诉权遇到的障碍主要源于《行政诉讼法》起诉制度规定及相关程序的缺失。以权利有效且无漏洞的保障为理念,以程序正义为广角,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区分程序当事人与正当当事人、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正确认识和处理起诉请求的有效性与正当性、起诉证据与定案证据、诉权保障与司法谦抑的关系,乃是完善我国行政起诉制度的关键所在。     

论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与审查规则——行政诉权保障的路径及发展趋势

行政诉权作为一项法律上抽象的权利,需要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规则予以具体化。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是标识其作为法律权利属性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司法个案中判断诉权是否存在的技术性标准。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包括行政纠纷的可诉性、当事人适格与诉的利益。《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除了完善与诉权相关的起诉期限、受案范围、诉讼类型等制度外,还应当修改起诉制度,在立法上明确区分起诉要件与诉权构成要件,同时,合理设置行政诉权构成要件的审查权限与规则。     

行政诉讼受案制度之检讨与重构

现行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重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建立登记立案制度，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强化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义务。     

论行政公诉制度

论行政公诉制度钱伯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是行政自诉制度，只有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才能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其他个人、团体均不能替代当事人起诉，检察机关虽然享有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权，但不能作为原告享有起诉权。上述规...     

存疑不起诉的适用

存疑不起诉制度是中国不起诉制度的一种,其与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一起构成了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本文共4章:第一章概述了我国的存疑不起诉制度。第二章则介绍了存疑不起诉制度产生的法理基础。第三章是详细阐述了存疑不起诉的程序要件和实体要件。第四章则是本文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建议。     

当前行政诉讼案件受理的几个问题

行政案件的受理,是指原告起诉后,经受诉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决定立案的司法行为。受理是行政诉讼的必要条件和诉讼程序的开始。行政案件的受理,关系到公民对哪些行政行为有起诉权,人民法院对哪些行政行为有审判权的问题。因此,受理在行政诉讼中有着重要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暂缓起诉制度探析

暂缓起诉具有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贯彻刑法个别化原则,有利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等作用.但是缺乏救济和制约的暂缓起诉可能导致不起诉权的滥用和司法腐败,因而应控制其适用案件范围、严格审批程序、建立配套的制约救济程序.我国应借鉴暂缓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案件是否起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赋权与规制：我国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制度之构建

撤回起诉虽然不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必经程序,但它确是一种诉讼的过滤机制和补救措施,也是终止诉讼的特殊方式。现代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立法上规定了撤回起诉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权力,并构建出具有我国特色的撤回起诉制度,使检察机关名正言顺地行使撤回起诉权,并保障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制度公正、规范、统一的实施。     

行政公益诉讼的要件分析——以要件事实理论为视角

借助要件事实理论、要件分析方法,对行政公益诉讼进行要件分析,对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公益诉讼的要件包括诉前检察建议要件、起诉要件、实体判决要件、诉讼请求成立要件,要件分析主要是解释要件含义、梳理并分配要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以私益保护和救济为主导的制度设计框架下,解释行政公益诉讼的核心要件应当考虑公益侵害及公益保护的特殊性。要件事实理论对于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证明责任分配有着新的启迪。     

从证据角度完善疑罪不起诉制度

我国现行有关疑罪不起诉的证据制度及其运行状况,在法规的创制、实体内容和程序设计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检察机关行使疑罪不起诉权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所办理的疑罪不起诉案     

农民“民告官”心理类型化研究

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确立已有16年,她对民主与法治观念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目前该制度在我国农村的运行状况还很不理想。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得出农民不提起行政诉讼的心理原因可能是因为“不敢告”、“不愿告”、“不懂告”,其中“不懂告”是最主要原因,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不敢告”。     

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优化研究

基于当事人行政诉权行使理性化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区分为理性行使、精明行使、不当行使和恶意行使等四种状态,行政诉讼法实施应当进一步健全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对理性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有效保障,从科学把握立案登记和审查关系、法官履行释明诉讼类型选择义务、灵活运用行政案件协调化解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对精明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适度容忍,健全诉讼风险交流机制和诉讼繁简分流机制。对不当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必要矫治,完善诚信诉讼的程序规则支撑和诉讼失权制度的精准适用。对恶意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严厉制裁,探索差异化立案审查和诉讼失信人信用惩戒机制。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的优化,对于立基于全民守法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行政诉讼中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行政诉讼中对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权利救济,虽然在修改前后的《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应司法解释中都有涉及,但是无论在实体还是在程序方面,均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不仅给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权利救济带来一定的困难,也成为许多行政案件案结事未了,甚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信访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行政诉讼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权利救济制度体系,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未获准,应当赋予其上诉权;没有申请参加诉讼,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遗漏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案件,二审法院并非一律发回重审;应赋予被遗漏的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权利;应当赋予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管辖异议权;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在终审前都可以参与诉讼程序;参照原被告举证责任完善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举证责任制度;强化行政诉讼生效裁判执行中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立案异化及其原因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的阶段，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普遍不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而是根据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决定立案与否。这使得立案程序出现异化和虚置现象。原因是公安机关兼有行政管理和诉讼侦查双重职能以及公安机关内部规范、司法习惯与刑事诉讼法的矛盾。     

生态环境损害多元救济机制之衔接研究

围绕着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我国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为公共利益提供全面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机制之间应如何衔接的难题。衔接规则的缺失会引发不同机制功能重叠、相关主体角色错位、权责不明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功效的发挥。因此,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多维衔接机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本质上是行政权能和司法权能的优化配置问题。基于二者的权限划分与功能定位,结合我国实践和域外经验考察,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应当遵循"行政救济优先于司法救济"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通过明确政府索赔权的适用范围,确立行政执法的优先性;通过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的前置条件,确立行政救济的优先性;通过完善具体的诉讼程序规则,确立"先行后民"的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模式。     

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研究

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是法院行政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司法变更权,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变更权是有限的,只适用于行政处罚案件。为了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应当适当扩展司法变更权的范围。     

论刑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

如何对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至今仍是困扰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这个问题虽然通过刑事诉讼表现和反映出来,但却不仅仅是刑事诉讼范畴内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就可以完全克服的.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完善刑事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赋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以行政诉讼的权利,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运用司法审查的手段和途径解决,无疑是一个有益的选择.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     

论强制医疗案件的集中管辖——基于A市审判实践的观察和思考

在现行强制医疗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省(市)对肇祸的精神病人多采取集中医疗,而司法机关则分散于各区县,导致司法机关为节约司法成本而有意无意地缩略了部分诉讼程序,使得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均受到侵害。为改变此种现状,应借鉴行政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和特殊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建立与集中医疗相对应的集中管辖制度即将全省(市)的强制医疗案件集中到接受医疗地的司法机关管辖,从而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司法成本;强化诉讼权利保障,体现程序公正;实现同案同判,维护实体公正;实现效率提升,确保及时审判;实现专业化审判,确保案件质量。为确保特殊案件得以公正处理,应设置集中管辖的例外制度;为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集中管辖的异议权,应赋予其上诉权。     

公平竞争权之质疑——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重新审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若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相关主体公平竞争权,则应赋予相关主体原告资格。在竞争法学研究中,有从法学理论角度将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经营者合法权益概括为公平竞争权,亦有从司法实践中试图发现并提炼出经营者公平竞争权。为审慎对待该新型权利的创设和生成,有必要结合竞争法和行政法相关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公平竞争权是否应当成为法定权利进行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