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试行阶段的组织管理体制亟需改革与完善

社区矫正需要在我国富有成效地推进。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定性尚不明晰，专业化程度较低，“双主体多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分配制度不利于调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改进的方案是：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实行单一化；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立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司法所不再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     

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专业化建设的思考

随着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社区矫正法》即将制订,社区矫正工作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职业化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建立专业化、专门化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结合中国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主要是强化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设,探索建立县级社区矫正工作专门机构,扶植发展社区矫正的民间组织。     

论“首要标准”背景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能力建设

社区矫正质量的高低,关键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综合能力的高低。由于当前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能力偏低,影响了罪犯矫治质量,不能适应＂首要标准＂的要求。落实＂首要标准＂,全面提高矫正质量,必须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常规管理能力、公正执法能力、教育矫正能力、创新能力建设。     

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法律冲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关于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官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司法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监禁刑执行的主管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领导和管理社区矫正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是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广泛动员其他社会资源参与社区矫正,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又解决了社区矫正地域相对分散、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分开进行＂源于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的需要,既是国际规则与国内立法的迫切要求,也是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考量。美、英、日等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对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分开进行＂分为矫正前、矫正过程中和矫正后三个阶段。     

论社区矫正顶层设计需要澄清的基本问题

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对社区矫正顶层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性质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单一性和排他性,社区刑罚执行能较好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虽然社区矫正具有教育矫正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我们不能排除社区矫正的惩罚目的性,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社区矫正"的表述存在误译之嫌,建议将其更名为"社区刑罚执行"或"社区惩教"。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管理弊大于利,建议将基层社区矫正机构设在县级,在司法行政系统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将社区矫正与监狱管理机构合并,这样有利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省级以下的社区矫正机构逐渐向垂直管理方向发展。     

社区工作者能力量表开发与检验：以上海为例

建立社区工作者能力量表能够填补当前社区工作者能力界定研究的不足，同时为探索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的内涵和未来提升的方向提供参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和政府行政力量共同形塑了社区工作者能力的界定，构成了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发展的背景。量表的开发借助社会工作专业能力模型，分别从政策、文献和实践角度，梳理了与社区工作者相关的能力条目，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筛选出30个条目，共分五个维度，包括：分析判断的能力、维护关系的能力、依法治理的能力、建立项目的能力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心理测量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较为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为开展社区工作者能力内涵研究、促进社区工作者能力发展提供参考。     

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试点与探索

社区矫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犯罪改造的一种主要形式,它在我国的试点与探索标志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司法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推进社区矫正制度,须建立相关方面密切配合的良性运作机制和严密的管理工作制度,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资格认证体系。     

论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及机构和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的试点和发展迫切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 ,这是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法律保障 ;而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科学设定和建设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是我国社区矫正成功的关键。     

未成年人犯罪“防矫”模式的构建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堪忧。文章在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的基础上,从预防与矫正的角度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采取的模式。建议制定《社区矫正法》,设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章;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组建专业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队伍,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预防措施。     

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研究

社区矫正执法队伍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范围、职权、身份、组织架构等,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的工作质量。目前,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中存在着执法人员身份争议较大、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的权责不清、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借鉴国外矫正官专业职务体系的经验,建立专业的矫正官队伍体系。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源于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的需要,是国际准则与国内立法的具体要求,也是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的考量。美、英、日等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对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分为矫正前、矫正过程中和矫正后三个阶段。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构建与完善的战略构想

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甚至立法习惯的差异,社区矫正形成了英国、日本和美国三种比较典型的模式。我国社区矫正在全国选择部分试点,收到良好的改造效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我国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必须建立相应的社区构建与完善矫正战略,明确此制度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同时要因地制宜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审批机制来保证社区矫正制度得到恰当的实施。     

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体现人类文明的刑事执行方式被引进我国,无疑体现了我国社会的文明进步。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然而,任何一种事物受自身条件和外部因素的限制,其功能都是有限的,社区矫正也不例外。受刑罚理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实施效果、我国当前政府组织模式和社区建设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制约,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社区矫正并未达到政策制定者所预期的政策目标。应当以近几年在我国起步的社区矫正工作为媒介并且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探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对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如何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进行思考,提出对策。     

假释犯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假释犯适用社区矫正的行刑方式。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刚刚确立,在立法规定上尚有不足之处。文章分析了假释犯在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科学建立假释犯社区矫正的建设性对策。     

社区矫正中社会力量的培育——对新加坡经验的借鉴与思考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正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新加坡是社会力量参与罪犯矫正的成功典范，其宣传活动、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家庭感化与企业吸纳等社会力量的培育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在社区矫正中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权利保护

我国开展社区矫正以来,犯罪人的权利保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伴随着犯罪而存在的被害人的权利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与尊重。在社区矫正中基本上是以社区矫正对象（犯罪人）为中心或本位的,被害人基本被排除在社区矫正之外。在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和推进中,应重视和解决在社区矫正中犯罪被害人参与和权利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