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民法时效理论体系

在近现代民法中,时效制度和除斥期间制度都是为保护已存在足够长时间的事实状态,对权利存续期限的规定。时效和除斥期间的界限难以划清,但除斥期间不属于时效,造成理论上的不一致。在时效制度中,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是两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不能衔接,造成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现代民法为保护已存在足够长时间的事实状态而对权利存续期限的规定,第一,可统一于时效: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为可变时效,除斥期间为不变时效;第二,可统一于消灭时效:现在的消灭时效是阻却时效抗辩请求权消灭时效;除斥期间是形成权消灭时效,例外是担保物权消灭时效;取得时效是所有权和用益物权消灭时效。     

论船舶优先权的行使

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方式有三种 :扣船行使、卖船行使、参与分配行使。当事船舶被依法扣押是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条件。船舶扣押地法院对船舶优先权的确认和行使具有专门管辖权。本文分析了船舶优先权的行使特性 ,船舶运输企业、海上生产企业破产程序对船舶优先权行使的影响 ,并提出了建议。     

船员工资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期间

<正>船舶优先权是附着在船上的具有秘密性及优先受偿性的权利，为使船舶优先权的秘密性得到公示，当事人需通过法院的程序确认及行使优先权。法律及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船舶优先权必须自优先权产生之日1年内通过扣押船舶的方式行使。由于船员相对于其他债权人而言，自身的经济能力有限，大多在确权诉讼时并未提出扣押船舶申请，或虽然提出扣船申请，但无法提供足额担保致使扣船行为无法完成。故而，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     

船舶优先权与其所担保的海事请求的被请求人

本文重点讨论船舶优先权与其所担保的海事请求的被请求人的关系。在阐述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法律与实践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的规定的基础上 ,进一步讨论了中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得出的结论是 :根据中国《海商法》的规定 ,只有那些针对当事船的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和船舶经营人的海事求才受以当事船为客体的船舶优先权的担保。     

表意瑕疵视角下除斥期间规则的构建与适用——以《民法总则》第152条为中心

表意瑕疵的类型差异决定了当事人之间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的差异。统一的主观除斥期间并不可取,而应结合具体的表意瑕疵类型对主观除斥期间作不同设计。《民法总则》第152条采取的立法模式在路线上虽大体正确,但仍显粗糙,应予以细化。应针对"过失误导"创设独立的主观除斥期间,同时为重大误解情形创设独立的客观除斥期间。对于主观除斥期间,当事人存在较大的自治空间; 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表现出"半强制性",在无碍于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可予以缩短。在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中,1年的除斥期间可以发生中止,但不能中断。对于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或中断的规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予以延长。     

论船舶优先权的法律适用

本文对有关船舶优先权法律适用的各种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地评述,得出的结论是因行使船舶优先权而引起的船舶扣押程序和船舶优先权中依法院地之公法规定而产生的船舶优先权适用法院地法,船舶优先权的其他方面应适用船旗国法.建议中国<海商法>关于船舶优先权法律适用之规定做出相应的修改.     

无效合同与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谈起

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自合同应当履行之次日起两年后不得行使,未规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次日起两年以后不得行使。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裁判确定之次日起计算。但是,如果权利人未在两年内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那么诉讼时效期间应自除斥期间届满之次日起计算;如果权利的客体是物,而物在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灭失,或者物在除斥期间届满之后灭失,那诉讼时效应当从物灭失之次日起计算。     

船舶优先权消灭有关问题的思考

船舶优先权是一种担保物权,因此它的产生是以一定的债权存在为前提。当债权得到清偿时,船舶优先权亦随之消灭。同时船舶优先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利,在主债权尚未得到清偿时,也会因为一些特定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使船舶优先权归于消灭。我国海商法对船舶优先权的消灭原因作了规定,即除债权已清偿外,尚有船舶转让时,船舶优先权自法院应受让     

论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和失权期间的关系

除斥期间是民法中关于时间的一个概念,它与诉讼时效和失权期间都存在异同,本文将首先对除斥期间的概念、性质、类型方面介绍,理清内涵,再从其与诉讼时效和失效期间之间的关系弄清外延,最后针对我国目前时效制度上的一些不足大胆提出一些完善意见。     

权力期间视角下行政处罚时效的适用

行政处罚时效是限制行政处罚权力的时间规则，具有控制行政权力、提升行政效率、维护法的安定性和保护处罚相对人权益的制度功能。理论上来说，广义上的处罚时效包括追究时效、裁决期限和执行时效，但目前《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的处罚时效主要是指狭义上的追究时效。然而，处罚时效在制度属性上并非真正的“时效”，也不是除斥期间，而是一种权力期间。处罚时效的期间长度是与违法行为对象的危害性相适应的，而在期间经过后会发生行政处罚权消灭，处罚相对人获得抗辩机会的法律效果。在实务中，处罚时效的起算规则应当围绕“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和“行为终了之日”展开建构，分为即成性、连续性和继续性三种违法行为展开讨论；处罚时效的终止时点应当对“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进行解释，科学限定其发现主体和发现标准。未来在立法上还应当根据实际需求增设处罚时效计算的阻碍制度，从而因应特殊情形下的制度正义之要求。     

船舶扣押后的船舶留置权

船舶留置权是担保造船人、修船人债权的船舶担保物权,船舶扣押是法院为保障海事请求人的海事请求而采取的保全措施。当法院扣押修理中的船舶,船舶留置权与船舶扣押就会发生冲突,因为关于留置权人在船舶扣押前没有行使船舶留置权而在船舶扣押后是否仍享有该留置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主要从占有和优先受偿两个方面分析船舶在扣押后继续停留在修船厂时留置权人的权利,并对船舶在扣押后离开修船厂的弊端及避免纠纷的措施进行探讨,指出船舶扣押前留置权人未行使船舶留置权的,船舶扣押后留置权人对船舶丧失了占有,但其相关债权对船舶价款仍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且船舶在扣押后不应离开留置权人的修船厂,除非扣船请求人提供担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留置权制度的或然性影响——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30条和第231条以及第232条对留置权的规定

留置权是法定物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即有明确规定,而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留置权概念的界定亦无出其右。199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虽未完全引入物权概念,但也规定和确立了以船舶所有权、抵押权、留置权为核心的船舶物权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实施,其中的留置权制度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的留置权制度产生影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留置权概念的突破角度出发,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施行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留置权制度及海事司法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     

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在海商法体系中，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两项制度。学界有人认为两项制度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亦有人认为在适用法律时若发生冲突，前者应该让位于后者。从理论上讲，两种制度的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不能混为一谈。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不具有消灭船舶优先权的功能。基于部门法的职能分工，没有理由以程序性规则抵消实体法的制度设计。从实践角度看，由于潜在于法律中的协调机制的作用，两种制度的价值冲突完全可以自行得到消解，所谓承认优先权人的优先地位会损害其他海事请求人的受偿机会这一问题，在客观上并不存在。     

船舶留置权在船舶担保物权中的优先顺序

船舶留置权是保证主债权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受偿的优先性。船舶留置权是指海事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时,有权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保证其债权得以优先受偿的权利。船舶留置权是船舶担保物权之一,但其优先性却要受到船舶优先权和船舶抵押权的影响。海商法中的船舶留置权为研究对象,从船舶留置权的一般原理出发,论述船舶留置权的有效性及其在船舶担保物权中的优先顺序,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     

国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不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原则

为有效保护船员的利益、方便船员起诉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尽管赋予船员提起海事请求保全措施的权利 ,并规定了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特殊地域管辖有五个连接点 ,但没有解决国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应否适用劳动仲裁前置原则问题。笔者认为 :如强制国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的审理适用劳动仲裁前置原则 ,极有可能妨碍船员工资等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或拖延其他案件债权的实现。同时 ,随船船员工作流动性大及缺乏固定工会组织等原因 ,又使得强制适用劳动仲裁前置原则缺乏现实基础。因此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劳动仲裁前置原则不适用于国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     

论海事司法鉴定的完善——以案例研究为路径

随着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成熟和发展,海事司法鉴定的特殊性凸显。通过分析涉海诉讼案件,如船舶碰撞和船舶触碰、海洋环境污染、船损货损等,我们可以看出海事司法鉴定在海事审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海事司法鉴定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海事诉讼中的作用,以更加客观、科学的依据认定事实,妥善处理海事纠纷和海事案件,真正使＂让海洋更洁净、让航行更安全＂。     

论船舶优先权的物上代位性

针对现行《海商法》不承认船舶优先权具有物上代位性这一特性,运用立法论的基本观点,剖析了《海商法》关于船舶优先权的规定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基本构想。     

论留置权的特殊消灭原因

留置权的特殊消灭原因远没有像现在所说的那样简单。本文在我国留置权的法定性和物权性所导致的两个基本原则失衡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重新审视 ,认为作为留置权特殊消灭原因的“相当担保之提出”应包括作为形成权的担保之提出和作为请求权的担保之提出 ;“占有之丧失”作为留置权消灭的特殊原因也远非如质权的占有之丧失 ;“债权清偿期之延缓”根本就不能作为留置权消灭的特殊原因。     

区块链纠纷的民事管辖权配置:法理创新与立法应对

区块链的自动性与透明性特性使其具有增强交易主体彼此之间信任的功能,在民商事领域内被广泛推广,由此触发了越来越多的区块链纠纷。当前流行以区块链社区自治作为解决此类纠纷的管辖手段,其理论依据是区块链初创者主张的"新主权主义"。该理论过于强调区块链社区管辖,从而排除司法的管辖。需要重新审视区块链社区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司法管辖为主、社区自治为辅的和谐统一。基于区块链自身的特性,一般法院管辖中的"原告就被告"原则难以适用,专属法院管辖于法无据,应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来解决这些难题,包括拓展原告所在地管辖原则的适用和增加新的管辖连接点,以及在条件成熟之际建立区块链法院,实现区块链纠纷的专属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