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依赖”视角下政府与NGO的合作——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解释,政府与NGO的合作存在着高度资源依赖的关系:政府对NGO提供公共服务的依赖,NGO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依赖。实践说明,政府与NGO合作是建立在各自拥有资源相互依赖基础上的有效合作,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政府与NGO关系的良性发展。但在现实中,政府对NGO的公共服务依赖还是很有限的,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理想模式应该是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即政府与NGO都基于公共服务的目标,相互依赖对方的资源,满足服务接受者的需求。     

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多数对中国草根组织的研究都将"合作"视为草根组织处理与其他组织间关系的最佳行动策略.基于对一个草根组织的个案研究,发现:其一,"合作"并非总是草根组织与其它组织优先选择的行动策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与政府相关部门)"不合作"可能是边缘草根组织经常选择的策略.其二,面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草根组织可能采取四种性质不一样的行动策略:拒绝(不愿合作)、避免(不敢合作)、默许(可以合作)、欢迎(积极合作).同时,提出了一个"依赖-信任-决策者"的分析框架,对草根组织行动策略进行了解释.     

依赖与自治:防艾草根NGO的二维运行困境

资源依赖与独立自治都是防艾草根NGO在运行中必需的,但是二者之间存在张力,难以同时兼顾,形成二维运行困境。为考察国内防艾草根NGO运行中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本文依据对84家防艾草根NGO的调研资料,采用多案例比较法,选取三家防艾草根NGO代表,总结出三种张力平衡模式:偏依赖型、偏自治型与均衡型。分析发现:偏依赖型草根NGO数量最多,均衡型数量最少;偏依赖型与偏自治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运行风险,均衡型则是较为理想的运行模式;理想状态下,偏依赖型与偏自治型可以转化为均衡型。但是,理想状态所包含的条件到底有哪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实地调研数据在代表性方面仍然具有局限性。尽管如此,对于偏依赖与偏自治类型的防艾草根NGO改变运行策略,突破二维运行困境,本文的研究还是提供了相当的借鉴意义。     

INGO与事业单位在扶贫领域中的合作模式——以甘孜州为例

当前学界在研究非政府组织(NGO)时普遍采用"政府-市场-NGO"三分的分析模式,通过在甘孜州实地调研发现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以及本土NGO与事业单位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呈现出"政府-事业单位-市场--NGO"的新合作模式.INGO开展扶贫工作的主要合作途径是:直接与政府合作;经由政府部门充当中介,促成与事业单位的合作;由事业单位发起的NGO主动与INGO合作;INGO直接与民间发起的NGO合作.事业单位与INGO的合作中主要扮演引路人、支持者、受益者、受助者和领头人的角色.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下,事业单位改革、INGO的发展及本土NGO的发育是适应与推动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必然.     

双向建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逻辑与现实

从建构主义出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双向建构中生成的.逻辑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总是不断地从对抗走向统一,趋向由不良的结构螺旋上升为良性结构.由于现代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公共事务"不可治理性"的增强,以及资源的"外部限制"与"外部依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只能改变原有认知,在合作中寻求发展.现实中,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主要有非对称依赖模式、符号工具模式和合作伙伴模式三种.虽然目前双方的合作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只要双方在公共利益的指引下坚持双向沟通、反思抽象、内外协调、积极行动,就能够在"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螺旋发展中不断接近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     

理性选择视角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以北京市QN社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通过对QN社区的个案分析,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政府购买服务的双方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政府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相应的购买服务模式,以及管理、监督、评估制度,提供各个方面资源的支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可信任度。而社会组织也通过积极满足购买服务的要求,提供自身专业性的服务,来提升政府对其的信任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理性选择认识,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     

NGO管理要突破什么

<正> NGO能否提高自身能力,积极协调其与政府以及与其他NGO间的合作关系,成长为社会建设的有生力量? 近年来,随着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NGO(通常译为"非政府组织")发展迅猛,日益成为继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后又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多国国内则被看作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     

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协作到合作的转型

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协作"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协作关系的特点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仅存在着契约型的信任,政府行为具有控制导向性与社会组织具有非自主性,官僚制组织是协作关系的组织基础等。在高度复杂的后工业化背景下,协作关系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境。化解协作困境的主要途径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     

资源依赖理论与乡村草根组织的健康发展——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实践为例

在"现代化""商品化""世俗化"日益成为主要支配机制的农村,一股新生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人注目,即由农民自下而上成立的乡村草根组织。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实践表明,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既依赖于乡村社会的需求强度、资源存量,也依赖于外界环境的友好程度和资源输入程度。依据资源来源的不同,可以将乡村草根组织的发展分为社会选择、市场选择、政府选择三种模式,乡村草根组织必须清晰判断自身的资源禀赋,努力聚合社会资源,积极善用政府资源,充分发掘市场资源,方能实现自身的培育和生成。     

我国草根NGO联盟组织间的资源共享模式探讨——基于华夏公益联盟案例分析

我国草根NGO联盟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环保领域,经历专业化联盟、非常态下的异质性联盟以及常规化联盟阶段,草根NGO结盟是草根NGO获取可持续性资源的一种策略选择,它可以实现公益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本文基于华夏公益联盟实践中的几个跨区域性公益项目,尝试探索草根NGO联盟存在的几种资源共享模式,研究发现草根NGO联盟存在支持型资源共享模式、互补型资源共享模式、联动型(或增殖型)资源共享模式等三种资源共享模式,其中,联动型(或增殖型)资源共享模式还包括公益产业链型、资源辐射型、关键性资源驱动型等三种类型。理清草根NGO联盟的资源共享模式,有利于指导实践。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资源相互依赖理论的视角

从"公共组织间关系"的角度研究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对传统"政府间关系"视角的一种部分超越,因此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同质性的整体进行研究,忽视了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从资源相互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资源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不同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关系类型,认为非政府组织在获得资源的途径方面具有结构性的差异;因此,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具有结构性的差异;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资金支持的依赖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其自主性的丧失.     

论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及其发展路径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西方非营利组织产生于市场、政府失灵,并基于"部门失灵"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制衡、对抗、合作关系,然而中国非营利组织是部门体制内部派生,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于政府。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沿着强控关系—依赖式合作—竞争式合作的发展路径循序渐进。     

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以草根环境NGO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我国环保领域,尤其自下而上的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关注.虽然西方学者主要以敌对、中性和合作三大关系讨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情况.根据分类控制策略的理论,以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主,提出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合作关系.最后,提出良性的合作关系是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发展趋势.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政府的“双重困境”及其修正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资源不足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做不了"困境;二是民众理性无知产生的"不便做"的效率与公平困局。面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失灵,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超越单一行政组织分析的高阶组织集视角,指出政府之外作为环境的社会组织对其的支持作用,同时更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一种依赖关系,而通过优化社会情景、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规范权力的分配结构等三个方面强化这种依赖关系,是消解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两重困境的可行路径。     

撬动对话与秩序生产：草根NGO何以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

进行“多向-交互式”沟通是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的关键环节。在中国治理场景中,草根NGO能否以及如何促进沟通效能提升？本研究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基于对六家草根NGO的长期追踪,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揭示了其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的“环式理论逻辑”,即：认知引导机制、政策保障机制、能力支撑机制及反馈激励机制促使NGO选择“撬动对话”这一沟通策略,通过平衡主体、激发意愿、优化内容、拓展空间四个维度的努力推动利益相关方坦诚对话,进而生产出情感、组织、言说、合作四类秩序。秩序的稳定运转将促使风险沟通效能在信息展示、意见交换、弥合分歧、推进合作等四个层次获得提升,并反哺于策略塑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情境拓展进一步凝练四个理论命题,实现对逻辑框架的深度解读。本研究一方面推动了“对话理论”的本土化和操作化,丰富风险沟通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风险场景中草根NGO的角色及政社关系,为构建环境风险治理共同体奠定基础。     

公共服务领域公私合作关系的契约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政府、NGO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局面,但囿于"市场–政府"范式,在彼此合作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尚未处理好逐利动机与公益目标的关系,也影响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公私伙伴关系(PPP)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公私合作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基于契约治理公私合作关系的重点与基本设想。     

中国府际合作中的信任北大核心CSSCI

信任可以减少组织间和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信任在政府运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纵向府际间存在必要的信任。地方政府间能否进行必要的合作,取决于相互间是否有足够的信任。纵向组织间信任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整体间的信任和政府部门系统内不同层级之间的信任,这两类组织信任是相互的和双向的。纵向府际关系里的人际信任包括上下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之间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是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横向府际合作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横向府际信任包括双边信任和多边信任,多边合作形成了政府网络。官员间的人际信任对于横向府际合作具有特殊的作用。府际关系里存在信任程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府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形成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府际治理机制。     

中国府际合作中的信任

信任可以减少组织间和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信任在政府运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纵向府际间存在必要的信任。地方政府间能否进行必要的合作,取决于相互间是否有足够的信任。纵向组织间信任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整体间的信任和政府部门系统内不同层级之间的信任,这两类组织信任是相互的和双向的。纵向府际关系里的人际信任包括上下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之间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是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横向府际合作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横向府际信任包括双边信任和多边信任,多边合作形成了政府网络。官员间的人际信任对于横向府际合作具有特殊的作用。府际关系里存在信任程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府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形成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府际治理机制。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