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毒品犯罪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毒品犯罪日益猖獗,并逐步向有组织犯罪的方向发展。在重刑治毒的政策下,有组织毒品犯罪陷入越打击越多的困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组织毒品犯罪的猖獗是毒品供给市场与需求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低成本、高利润促使毒品制贩严重,供给市场毒源充足;吸毒群体日益庞大,需求市场持续存在。有效治理有组织毒品犯罪应从"供""需"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供"的问题就要"堵源截流",打击毒品制贩;解决"需"的问题就要"禁吸戒毒",压缩毒品市场。     

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与完善

由于刑法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在适用方式与内容上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司法实践中在对行贿犯罪人免于刑事处罚时较少采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由此导致免于刑事处罚的行贿犯罪人实际上未受到任何处罚和教训。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对行贿罪免除处罚的范围,但基于查处与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司法实践中仍不可避免因"辩诉交易"而对行贿犯罪免除处罚。因此,为有效惩治与预防行贿犯罪进而有效遏制受贿犯罪,有必要对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与完善。对于行贿犯罪人能够产生预防犯罪作用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三种非刑罚处罚措施,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内容上,均因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应当进行规范。此外,对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适用,还必须辅之以相对完备的基础制度,因此,应当夯实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的司法基础,完善信息及时披露制度和相应的监督机制,以及构建行贿单位强制性检察监管制度等。     

“犯罪两分观”下的我国古代刑罚原则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犯罪是区别对待的,即把犯罪划分为不可赦免的重罪和可以原宥的轻罪,使得我国古代的刑罚既有重刑的一面,也有温情的一面,成为中华法系独有的特色。     

毒品犯罪案件认定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修订后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毒品犯罪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刑法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看法不一。其中非法持有毒品问题,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问题,盗窃、抢劫毒品的定性问题,毒品犯罪中＂明知＂问题等,是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的难点问题。     

病态型罪犯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一般罪犯而言,刑罚的适用是一种痛苦,但对病态型罪犯而言,刑罚的适用则意味着一种幸福。坚持对病态型罪犯适用刑罚,是对刑罚报应和一般预防目的的追求。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看,病态型罪犯的犯罪"情有可原",刑罚应降低对其行为的可责性。     

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犯罪对策研究

建设中原经济区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战略。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无疑会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由此在某一区域会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等一定的社会治安问题。对于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应该从"打"和"防"两个方面着手。注重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刑罚的及时性以及刑罚的适当性,注意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适用。要针对流动人口本身原因及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犯罪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毒品犯罪死刑废除若干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为一个古老的话题,对其争论由来已久。笔者借本文分析了毒品犯罪死刑废除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分别从立法、司法、量刑制度的层面提出我国式的毒品犯罪的死刑废除,以不断顺应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对合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有利于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适度加重其刑罚力度,另一方面区分了犯罪的对象以适用不同的刑罚。对该罪的修改遵循了"宽严相济、保障权利"的刑事政策,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存在合理性。同时,"收买儿童即入刑"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贩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一味地加重刑罚并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     

利用快递运输毒品犯罪对策分析——基于成本—收益模型视角

随着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利用快递运输毒品犯罪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并呈现出地区分布广泛、高发地区相对集中等特点。对利用快递运输毒品犯罪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发现,犯罪的惩罚可能性是影响行为人决策的决定性变量,罚金的数额是影响行为人决策的关键变量。据此,对利用快递运输毒品犯罪的防控应该强化落实寄递实名制和收寄检视制度、构建快递行业第三方警务合作机制,提高犯罪行为的惩罚可能性。同时,应该提高对该类犯罪行为刑罚处罚的罚金数额,提高犯罪成本。     

对我国“没收财产刑”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关于没收财产的制度,该制度作为刑罚体系中的附加刑,已成为惩罚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该制度的存废之争也从未中断。笔者认为,首先,从刑罚的功能上讲,没收财产刑与罚金刑功能近似,可以实现相互替代;其次,没收财产刑所没收的是犯罪人合法所有财产,违背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精神;再次,没收财产刑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再者,没收财产刑实质上不利于实现刑罚目的的功能,导致重刑化趋势。因此,没收财产刑应当被废止。     

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应相对淡化

食品安全是维系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在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以“严刑峻法杀无赦”的重刑主义规制食品犯罪无异于舍本逐末；反之，在食品犯罪认定中，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才是规制食品犯罪之正途。对此，在食品犯罪认定中可引入过错推定责任、疫学因果关系说，将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相对淡化，从而遏制食品犯罪的高发势头，保障民众食品安全。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研究——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视角

如何最大程度减小刑罚适用对未成人犯罪主体的负面影响，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类犯罪主体实施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与前科消灭应是应然和必然选择，这既符合《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宗旨，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一致。     

铁路站车人体藏毒犯罪的特点及定性

随着毒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毒品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人体藏毒犯罪成为铁路毒品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人体藏毒有体表藏毒和体内藏毒两种基本形式.铁路人体藏毒犯罪具有携毒人员结构复杂、犯罪组织更加集团化和规模化、毒品运输每年有阶段性高潮、贩毒组织选择站车以及毒品流向相对固定、人体藏毒犯罪隐蔽性高、查获难度大等特点.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类毒品犯罪案件却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和衡量尺度,这使得实务部门在认定此类犯罪上很难把握.为此,根据司法运作的实际情况,对铁路站车人体藏毒犯罪的罪与非罪、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运输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运输毒品罪的共同犯罪认定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有力地打击铁路站车毒品犯罪活动.     

刑罚与行政处罚在税收违法行为中的适用关系探析

刑罚和行政处罚虽属于不同的责任形式，但二者的功能具有同质性，对同一行为同时适用刑罚和行政处罚会混淆同一行为的法律性质，因此原则上不能并用。税收违法行为在适用刑罚和行政处罚时同样应遵循这一原则，只有停止出口退税权这一税收行政处罚所特有的措施才能和刑罚并用。为了弥补刑罚在处罚税收犯罪上的局限性，应当适当增加资格刑。     

刑法谦抑性及其边界

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在于刑法的补充性。学界和实务界对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存在一定认识误区:即刑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非犯罪化,刑罚改革的方向应以非刑罚化为主,尽量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刑法解释。刑法谦抑性应有其边界,即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间,要在"严而不厉"中实现谦抑;在刑罚化与非刑罚化之间,要在适度轻缓中实现谦抑;在特殊案件中,要在具体规定与一般原则之间实现谦抑。     

需求弹性理论视角下死刑存废问题探究——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例

在犯罪经济学中,弹性用来表示犯罪数量的变化对刑罚严厉程度的反应程度或灵敏程度。在国际社会呼吁废除死刑的大背景下,运用需求弹性理论分析发现,当前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生刑"范围内缺乏弹性,但现有刑罚结构不具有废除该类犯罪死刑的现实条件。只有通过设置死刑替代刑、严格执行减刑假释制度、提高堵截性条款的适用性,才能保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弹性,使废除该类犯罪的死刑具有现实可能性。     

论刑罚执行的目的

刑罚执行的目的就是将刑罚从未然状态转变成现实状态，但是刑罚执行是对已然的犯罪而言的，这必然与刑罚的目的不同。从当前的刑罚执行活动中归纳出了惩罚、阻止再犯罪、震慑与教育和矫正。     

我国毒品犯罪的特点及防治对策

当今我国毒品犯罪呈现滋长与蔓延之势,只有根据近年来毒品犯罪的特点,采取强有力的防治对策,才能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的滋长与蔓延,才能维护公民的身体健康、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论涉毒洗钱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毒品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危害人类社会的白色瘟疫。毒资清洗为毒品犯罪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使得对毒品犯罪的打击一直处于治标难治本的状态,且目前毒品犯罪的交易金额不断攀升,为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的蔓延,加大对涉毒洗钱活动的打击力度势在必行。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及其运行

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直接适用刑罚已不能完全适应处理刑事案件的需要。故在刑事政策和刑事制度的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其犯罪特征，用非刑罚的方法，调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关系，调和被破坏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