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

为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失序"状态,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应当跳出积极主义刑法观、消极主义刑法观和折衷主义刑法观的观念聚讼,恪守法益保护的根本立场,依循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具体要求,推进涉未成年人不法行为的预防性刑事立法进程。提高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制度效能,应以立法方法的"客体相应性"为导向,根据规制对象的类型学区分:在立法原则上,"未成年人实施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双向保护原则"。在立法手段上,应结合规制对象的具体特征,融贯犯罪圈的设定与刑事制裁处遇。     

公众认同视角下共识刑法观分析

面对社会群众对刑事立法未能达成刑法实践共识的局面下,刑事立法难以形成公众认同的社会效果。面对刑法研究中瓶颈,为了使刑法得到公众认同的效果,在刑法实践中,必须考虑公众认同,包括生活利益的重要性和规范有效性,使建立的共识刑法观作为国家促进长期利益的最佳方式。     

积极刑法观的倡导与适用

正【主题导引】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范畴越来越多,对于法益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这给新时代的刑法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刑法该如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对法益进行保护?当前刑法理论界存在积极刑法观、消极刑法观与折衷刑法观等理论观点。如有学者认为,积极刑法观适应了当前刑事法网适度犯罪化的总趋势,不但符合严而不厉、刑法谦抑的刑法理念与思想,也对当前日新月异的法益保护需求进行了积极回应,有效满足了社会治理的需求。那么,积极刑法观到底是何种刑法观?积极刑法观如何回应法益保护的需求?积极刑法观如何有效运用?积极刑法观是否意味刑法对公民自由的过度干涉?这都是积极刑法观在理论形成初期进行回应的命题。为此,本期主题研讨特邀请学界新锐对积极刑法观展开研讨,以期为该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有所裨益。     

对少年刑法的立法思考与分析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立法采取附属条文的立法模式,主要体现并分散于《刑法》、刑法修正案和若干司法解释之中。从顶层设计来看,我国现行条文对未成年犯罪人已经足以达到教育、感化和改造的立法初衷,创设独立的少年刑法既无必要也难以操作。少年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防止被情绪化的舆论或者民意所牵制,对于刑事一体化的推翻与重建不能一蹴而就,应首先考虑能否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予以弥补,而不是依靠单纯改变刑事立法模式以适应现实少年司法的需求。在未成年人构罪问题上,应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准入门槛,平衡成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防治。从具体问题来看,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不应降低,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无期徒刑     

毒驾入刑有关问题探析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普及率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伴随而来的交通事故和毒驾事件频繁发生,尤其是毒驾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其所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将毒驾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内,对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和减少社会财富的损失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将毒驾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具有合理性,应当在总结他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关于治理毒驾的刑事立法,从而更好地保障我国的交通安全和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     

浅议刑法之根基

学习刑法,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刑法,简而言之,刑法就是规定何为犯罪,犯罪后应受何种刑罚处罚以及相关的刑事责任。至于刑法的根基,往往被大家多忽略,但如果说刑法是无根之木,这也是不易被接受的。作为一部关乎人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法律,其根基何在,是值得探讨的。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在于保护人类的需求、满足共同的社会心理。探求刑法的根基,对于整个刑法这一部门法的学习来说,是最迫切而且是最首要的。     

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重述

在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作为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对其应当予以特别对待,教育刑论正是契合了这一点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刑法视阈下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教育"与"惩罚"作规范的理解。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因此,教育刑观念下的"教育"并不必然导向出罪或轻刑,应当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经验,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报应刑具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惩罚为辅"表明刑罚报应观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是必要的,但不可被过分强调。     

刑法修正的趋势与约束机制的演变

刑法修正案的密集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积极刑法立法的大幕已经拉开。尽管消极刑法立法观坐拥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的历史底蕴,但是仍然难以抵挡时下积极刑法立法的猛烈趋势。刑法立法的扩张不等于刑法的野蛮生长,积极的刑法立法需要约束机制,从而保障立法的科学、理性与审慎。作为制约机制的谦抑性理论、法益保护论以及体系性的犯罪化论都缺乏规范性加持。只有直接原生于宪法的比例原则,才能够提供相对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达到约束积极刑法立法的效果。     

论刑法拟制的正当性根据

刑法拟制的产生原因既有宏观上"有限的风险刑法"理论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影响,又包含了微观上的目的性。刑法拟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仅包含了实然法意义上的形式根据,也具有应然法意义上的实质根据。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经济刑法理念的转向:保障市场自律机制的健全

近年来,金融商品交易等领域频繁发生大案要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刑法的立法、司法及研究范式仍然桎梏于统制经济刑法思维之中,无法应对自由经济体制的要求,市场自律机制始终难以健全,因而很难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供有效的辅助。在统制经济体制转变为自由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经济刑法的根本理念应当是保障市场自律机制的健全。为此,建构经济秩序的机能应当服从于保护国民经济权益的机能;应当依据保护法益的实质内涵来区分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应当放弃刑法优先主义的规制思维,转而构建起以企业自律为主轴,行政处分与民事追责为辅助,刑事制裁为补充的新型规制机制;应当突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出罪事由的积极意义,并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对象限定为刑事违法性。     

未成年人犯罪视野下对量刑问题的再认识

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未成年犯罪人加强司法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罪犯的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亦成为主流趋势。而我国由于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缺失所带来的未成年刑事案件刑罚适用的不科学、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中的不平衡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如何对未成年犯罪人正确量刑的角度作一研析。     

对刑法修正案调整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商榷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对故意杀人与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关于调整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争议焦点始终停留在问题表面,很难形成统一定论。设置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本质上是一个立法问题,应当回归立法机理,从刑事政策、刑法解释学与立法技巧三个方面反思其调整的合理性。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有违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且不能实现刑法解释学的体系自洽。"一刀切"的立法形式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浅谈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当前,在世界各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和立法研讨中,对于犯罪未遂行为均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但对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却存在诸多争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向来以"主客观统一说"来说明犯罪的理论中的各种问题,但是,对于刑法处罚未遂犯的基本理念,缺乏深入研究。关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客观未遂论,主观未遂论,和折衷未遂论三种观点。事实上,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涉及许多刑法根本问题,本文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探究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量刑视野下对贪污罪量刑修改的学理探讨——以贪污罪量刑数额修改切入

作为对犯罪评价的"权杖",量刑直接引导着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并成为刑法价值的直接体现。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基本内容和说明,无论站在理论还是实践角度,草案内容无疑会对法律人造成一定困扰,例如早已习惯以明确数额梯度量刑的法官如何平衡犯罪行为与责刑的适应,这种修改是否会减少梯度量刑标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犯罪数额标准的立法确定是否会再次推向司法确定,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直接探讨。     

浅谈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

我国于2011年颁布并实行了《刑法修正案(八)》,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刑法典修订最为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刑法修正。这次修正有着丰富的内容,充满鲜明的特点和亮点以及先进的修法理念,在我国刑事法治的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的立法得以完善,而是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法治水平不断上升的基础上,未来还有更多的立法完善任务等着完成。对此,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并结合存在的问题,为以后刑法立法的发展指出方向,促进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     

世界各国少年刑法立法体例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对少年刑事实体法立法呈现出不平衡性特点，各国少年刑法立法体例各有不同，我们认为少年刑法是刑事特别法，所以它的法律渊源当然包括国家的刑法典中关于基本原理条款、特别规定条款。少年立法发达的国家除此还以单独的少年特别法形式规定。经过我们的比较研究，各国少年刑法立法体例可以分类为：     

刑法中“自愿年龄线”规定研究述评——以英美法系国家为视角

本文以英美法系国家有关刑事立法例的研究为基础,拟对英美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自愿年龄线进行全面述评,以期更清晰地理解法定性承诺年龄的立法意义,从而对我国刑法理论和相关刑事立法的完善有所增益。     

刑事性别立法研究

刑事立法中以男女性别为标准区分加害人与被害人，导致对特定性别群体公力救济的不平衡。本文为此分析了我国刑事性别立法的现状、文化背景及其引发的司法问题，并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性别立法改革的经验，对现行相关刑事立法条文提出了修改建议。     

关于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思考

本文在论述我国以立法形式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建议参照和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使该制度应当分别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或者在将来专门制定的未成年人法中予以规定。并对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如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的条件、效力以及消灭程序等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