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与传统之间——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说起

在讨论合法性问题时,对于如何看待传统这一问题,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处于对立的两端:启蒙运动认为,传统的可信性取决于其被理性检验的可能性;浪漫主义则声称,传统的有效性无需任何合理性根据。这是两种具有偏见的认识。理性与传统并非对立的两级,而是相互依存的。     

对目的理性支配下的承运人责任基础立法的批判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规则并非完全来自于实然,来自于基于效益的目的理性,若根本不以正义为目的,未经法律价值评价,纯粹基于效用与发展国际航运经济的目的理性,不可能得到一个国际航运秩序的"应然"法律规范,亦即表达一项"应然"的航运法律概念。而纯粹脱离国际航运实践效用目的,仅依凭法律价值的"应然"本身,亦不可能创造出能够有效调整国际航运实践的法律秩序。只有在价值与航运事实目的,应然与实然,彼此相互对应,且把基于效用的目的理性的构成同确保基于正义的价值理性的实现两方面协调起来,才能产生真正实际有效的和相对符合正义的国际海上货物承运人责任基础法律。     

立法,立法者的理性坚守

立法精英的"鼓与呼" 谈及精英,人们很容易将"理性"作为这个群体的代名词. 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断言:"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人性的两个层次与法

法根源于人性。人性的自然层次与法无关;只有当人具有理性和生活于社会之中后,才产生了对"法"的需要,以协调人们之间的活动,理性也才使人有能力为自己立法,因为法是具有理性的人和谐交往的准则。正因如此,法所表达的主要是人的社会生活之道,这个道就是广义的道德,它的终极就是正义,即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然,这个道与自然之道并不是截然分离和对立的,而是在对后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创制出来的,是人的思维着的理性为人所立的法。     

半月书讯

博弈与社会作者:张维迎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作为理性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但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共赢,才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这就是作者觉得人类应有的集体理性。但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常常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导致所谓"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除了     

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应然关系的法哲学证成——从孟德斯鸠论中国的奢侈问题谈起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七章第六节中论述"中国的奢侈"问题时,认为中国各个皇帝们所实施的道德性措施实际上具有理性经济考量的特质。对于其中反映出的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的应然关系问题,传统理论的论证虽然有合理之处,但严格来讲也具有极大的不足。法律哲学的历史恰就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法律观与以经济理性为标准的法律观的互动史,因而通过法哲学中介并证成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的应然关系极为便利。从法律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看,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可以用一种新型关系来说明,当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化约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论证中介的法律哲学可以证明,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呈现亲和状态,共生于一定的制度性因素中。     

民事法益的证成——以有限理性为视角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这就必然导致有限理性下的立法具有不完备性。法律的不完备性在民法上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立法时基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将某些利益遗漏,没有纳入到法律之中,从而形成了预见缺失型立法漏洞;二是民事权利体系的建构与利益生长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种情况实际都导致了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分离状态。在应然权利尚未上升到法定权利但是通过法律间接地予以保护之后,则表现为法益的正常状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建设现代化法院系列报道之二：探索“理性审判”之路

人民法院的审判不具有理性，本身就是对法院形象和审判案件结果的不负责任。尽管我们不能强求当事人必须服从某一裁判结果，但是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审判及其裁判结果让当事人信服，尽可能使当事人之间的争执在自己主持的诉讼阶段结束，这就是理性审判所要追求的目标。说白了，倡导理性审判是推进现代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设现代化人民法院不可或缺的内容。     

启蒙:理性主义的神话——霍克海默启蒙理性的批判

启蒙运动一方面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用科学的理论取代了宗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它所提倡的理性使人们在坚信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桎梏中。霍克海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继承卢卡奇的异化理论对工具理性提出了批判,同时对启蒙与理性的关系以及启蒙同神话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而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继承了该理论、因此对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价值。     

良知义务与理性"应当"之别——评自然法学义务与凯尔森实证法学的"义务"的分野

凯尔森认为法律义务是因法律制裁而存在;法律义务就是应当不做作为法律制裁的条件的行为.这样,凯尔森所理解的"法律义务"仅有因畏惧制裁而服从的含义.但在自然法学看来,因畏惧制裁、避免受害而服从的"应当"只是一种明智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它不是道德义务.道德义务从根源上说来自人们的良知.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同源,同样来自于人们的良知意识.     

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及其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有限理性论在立法技术中的应用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有效性。在理论上的开拓性在于:第一,首次实现了从有限理性论展开对立法技术的研究;第二,首次梳理出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的特征;第三,通过《食品安全法》,首次验证了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法律的解释、遵守和修改所具有的有效性。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在于: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要领,我们不仅对《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给予合理解释,而且为《食品安全法》的修改与完善提供了有效且有针对性的建议。     

"调解优先":改革范式与法律解读以O市法院改革为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优先"司法政策引发争议,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还是将其写进了立法,并将法院的诉调对接、诉讼分流等改革举措规定为正式程序.关于调解政策和诉讼服务中心的实证研究表明,"调解优先"面纱下的中国司法改革表现出某种反思性,透露出司法争取自主发展空间的努力.但在实践中"调解优先"出现歧义.调解优先政策指导下的司法结构呈现"调解一判决"二元化特征,且存在内在紧张与流动性,存在寻租空间.调解优先政策缺乏外部资源的支撑,诉前分流效果不佳;双向推进式改革易走极端,脱离社会需要;改革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这表明中国司法体制正处于变迁之中,司法结构尚不稳定,法院推动调解优先政策入法的动机具有功利性,削弱了该政策的公共性.立法者需要进一步明确先行调解规则的含义,补充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法官在调解中要保持公共理性.     

科学技术理性研究综述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理性的作用,在理性的推动下,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物质财富也急剧增加,社会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面对人征服自然的胜利,人们反而没有得到启蒙所给予的自由允诺,反而使得人遭受着巨大的威胁,人在征服自然体现自由的同时也在毁灭人的本性,人也处于了这样一个悖论的怪圈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     

司法理性与理性司法——以法律推理为视角

司法理性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睿智和能力。司法理性是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以及实践理性的统一。法官在司法裁判时运用法律推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彰显司法理性的过程。因此通过法律推理促进理性司法,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法治目标。     

浅析政治理性与政治智慧

政治理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结合体。毕竟,政治理性作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是发展民主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评价现代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真知灼见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富有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永恒价值理念。     

浅析政治理陛与政治智慧

政治理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结合体.毕竟,政治理性作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是发展民主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评价现代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真知灼见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富有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永恒价值理念.     

如此暴力

这个新闻事件确实让笔者感到触目惊心.押钞员在这个事件中显然处于一种相当不理性且不冷静的状态,不分青红皂白夺人性命,人格暴力可见一斑.笔者在一家省内颇有名望的医院里从事心理咨询的工作.……     

论犯罪行为实施时的“理性”作用

犯罪行为是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犯罪人的理性贯穿于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始终,在其犯罪心理中起主导作用。犯罪行为实施的理性基础是犯罪人认识到犯罪比不犯罪更有利。犯罪人的非理性因素虽然存在,但对其决定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起次要作用。     

民法法典化的价值、模式与学理

文章首先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民法典的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为其提供了存在上的正当性;其次探讨了中国民法法典化的模式,指出应以德国五编制为基础;最后提出了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学术条件,成熟的学理研究是法典化的理论背景;同时作者还指出,民法典作为塑造世俗生活的根本规范,其功能极其有限,我们不应寄予民法典过大的希望。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