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调整范式刍议

有着深刻经济学基础的公共产品有其内在的属性和特征．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对它的调整存在诸多缺陷。而作为国家调节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对此存在天然的优势。本文探讨了公共产品的各种调整模式，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公共产品由经济法调整提出了自己的初浅看法．期望能对拓展公共产品的法律调整视域有所裨益。     

公共经济法:经济法的本质解释——兼与李曙光《经济法词义解释与理论研究的重心》一文商榷

就研究方法之一的词义解释方法距离揭示经济法本质甚远且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局限。将经济法描述为“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并不能洞穿经济法的本质。在经济法研究中,将国家与市场视为主客体关系的思维范式与单向度的管制思维均需抑制,“立体型”与“交互式”才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真实反映,管制不能统领经济法的全部方法与机制。经济法是调整公共经济关系之法,其有别于调整私人经济关系的市民法。经济法的本质是公共经济法,但公共既可能是一种福利,也可能是一种危险,对公共的规制是经济法的主要任务。     

经济法基本原则初探

一、经济法的基本定位探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赖于对经济法的正确定位。定位经济法的主要难题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纵向观之,在法制发展史上,经济法是适应经济的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之“不足”和“失灵”,冲破公、私法的界限,应运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法与民法是一种“互补”关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横向经济关系极为发达;由于国家固守其“夜警”角色而对经济生活采取“不干预”政策,纵向经济关系极其萎缩。不妨把这种横盛纵衰的商品经济称之为平面型的商品经济。这种平面型商品经济要求的主要是保障当事人自由、自主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调整;而主旨功能正合这一要求的民法,遂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时期调整经济关系的几乎唯一大法。但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社会化,垄断、外部不经济、信息偏在、公共产品、市场调节的盲目性等问题严重窒息经济活力,并且危及国民经济的     

“双重调整”的经济法思考

在经济结构与经济法的双重调整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有赖于经济法的有效调整,但重政策而轻法律的现实问题却非常突出,为此,需要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和立法结构进行双重调整,以更好地解决相关的重要经济法问题,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     

经济法的本质与价值

经济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由于其重要,需要引起重视并进行广泛的研究;然而由于其新兴,相应的研究则显得薄弱,有关经济法的本质与价值等方面迄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在学术界和经济实践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承认,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法的本质与价值目前在我国还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因此必须建立一整套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来指导经济法实务的操作。本文就经济法的产生背景、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的价值的基本构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

本文依据WTO规则和我国经济法的实践 ,运用比较法、法律经济学、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论证WTO规则的政府性、经济性、协调性特点 ,对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指出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与WTO规则调整对象的不一致性。在此基础上 ,结合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政府性、经济性、协调性特点 ,围绕我国经济法与WTO规则的一致性规律 ,提出了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创新法律思路     

经济法价值初论

经济法价值初论鲁篱经济法价值，是指经济法所构筑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调整的法律活动所应当遵循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具体而言，析论经济法价值对我国经济法的理论构建和实务运作具有如下功效。首先，这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研究的逻辑结果和必然延伸。在经济法学体系的构...     

从经济法的形成看我国的经济法

本文首先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经济法的出现并逐浙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过程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从我国国民经济法律调整的需要和经济立法实际情况看,需要建立经济法这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计划经济关系。     

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

经济法以维护社会的公共经济利益为其目的、并对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协调与管制,作为社会本位法,经济法具社会公共性。其社会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其调整机制、调整对象及法益目标之上,其实现方式为建立公平竞争及宏观经济管理规则。     

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

本文依据WTO规则和我国经济法的实践,运用比较法、法律经济学、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论证WTO规则的政府性、经济性、协调性特点,对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与WTO规则调整对象的不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政府性、经济性、协调性特点,围绕我国经济法与WTO规则的一致性规律,提出了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创新法律思路.     

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正由传统意义上的私权蜕变为一种私权公权化的权利。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趋向乃是建构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保障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公共利益价值之所需。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表明知识产权兼具有私权属性和公权属性,二者对立又统一。其中,私权属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公权属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意味着在加强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同时应当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以防止私权保护不足或私权保护过度从而破坏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经济法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必将带来财政职能的调整和转换 ,表现在政府财政退出“越位” ,弥补“缺位” ,财政应理性地退出私人商品生产领域 ,而转向为公众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 ,直接引起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变革 ,必将推进财政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作为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当然是建构公共财政的框架的指导理论 ,同时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也必将促进我国现行财政法体系的完善。     

财政法的经济学根基——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的提出

传统上,财政学和财政法均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外部性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而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则主张,财政法的经济学根基不在于外部性,而在于解决外部性的交易成本的高低。政府应以更低的交易费用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财政和财政法的主要职能是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而不是所谓的教务式的“提供公共物品”。借“私人不愿提供公共物品”之名而行垄断之实,其结果往往导致该物品的交易费用增加。因此,在决定一类物品由谁提供时,政府应该这样思考：该物品由私人提供和由国家提供,哪种方式交易费用较低？政府如何降低其交易费用？     

论公共需求与中国经济增长

需求结构的不合理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有必要对需求结构不合理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现阶段在若干领域的需求过于旺盛所导致的经济过热的内在机制,是政府的片面政绩冲动和企业的盲目利润冲动,其后果是导致了需求结构的不合理.在产生大量无效供给的前提下,我国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却长期不足,人民的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公共需求的日益增长,需要政府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公共产品.因此,及时调整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加快制度创新,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以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的有效需求,应成为我国治理现阶段经济过热的新思路.     

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

实体法与程序法作为矛盾的对立双方相互依赖、互为前提。没有实体法就没有程序法;没有程序法,实体法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经济法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国家广泛调节社会经济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为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与之相适应,经济法程序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以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为主线。公益诉讼是有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对由于违反法律而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事实上损害或潜在损害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所以,公益诉讼作为经济法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有效地维护了经济法的切实实施,经济法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在合同自由与社会公益之间——特许权配置解析

纵向限制一直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难点,这是因为此类行为多有促进品牌间竞争和抑制品牌内竞争的双重效应,如何取舍殊为不易。美国反托拉斯法对地域限制等纵向限制行为的百年规制历史表明:借助普通法合同自由与社会公益的二元分析框架来界定特许权限范围存在知识上的缺陷,只有同时引入经济分析等其他分析工具才可能对特许权的恰当配置作出更为理性的判断,过于膨胀的权利话语无益于复杂经济问题的解决。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一类经济法主体地位

非法学学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交集指向其社会性和中介性,它构成了经济法上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法学视野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处于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关系中时,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该社会关系。社会中介组织的本质与经济法的宗旨、性质、价值本位等高度契合,其因此具有了新一类经济法主体的唯一身份。经济法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理论有利于解决专利权滥用、消费者隐私权保护、公益诉讼、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等难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公法回应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公法应当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和方法层面对这种变迁作出回应。     

税的本质探析

税的本质应为无对价的公法之债。作为纳税人全体的人民是债务人,其纳税后有权请求作为债权人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而作为整体和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是实质债权人,它在向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后,有权请求作为债务人的人民以纳税的方式偿付享用公共产品应当支付的费用和价格。税之债说为迄今的法律学上所一向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领域带来了光明,它赋予税法以崭新的地位和体系变为可能。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初探

社会法作为寓于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的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第三法域 ,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 ,出现了作为经济领域法律社会化现象的经济法。因而 ,一方面 ,经济法具有广义社会法的基本属性 ;另一方面 ,经济法与狭义社会法之间 ,各自所对应的国家干预在范围、宗旨和手段上都不尽相同 ,但在经济与社会趋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 ,需要完善其功能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