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如何“融贯”?——基于“斯科特杀妻案”的语用分析与建构

没有直接证据是否可以定罪?没有直接证据的定罪是否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呢?我们常常看到法官在此类案件的判决书上写道:犯罪情节构成一个相互印证,且又完整的"证据链"。然而它们是怎样"相互印证"的,为什么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法官的判决书上却无下文。事实上,"证据链"的每一个链点,均是一个事实情节,这些事实情节的内在要素与要件构成,均相互印证或相互支持,整个"证据链"的"融贯"机制,实际上因为其使用了回溯性的语用推理,正是语用推理为证据链的融贯性论证提供了新路径和新方法。     

论法律规范选择推理

司法实践中需要根据法律规范对需判决案件作出处理结论,这是一个推理过程。在这一推理过程中,法律规范选择推理相对于形式推理在一些复杂案件中起到了重要的弥补作用。本文指出对法律规范选择推理的研究可以加强司法工作者在法律实践中的推理、论证能力,指导司法实践。     

刑事疑难案件中结果导向思维的运用

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定罪量刑思维模式是司法三段论。在简单案件中,事实容易被法律规范所归摄,所以结论经过简单推理即可求得,法官基本上按照三段论形式推理即可处理案件。在疑难案件中,由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模糊性以及社会情势的变化等原因,法官往往需要在多种解释可能之间做出取舍,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性,法官也必须在当事人的不同主张之间选择最符合法律精神的判决,这仅仅依靠形式逻辑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必须诉诸价值判断和目的衡量,根据结果导向的思维模式,找出案件的合适答案,并进一步论证结论的正当性。     

证据链：认证案件事实的另一视角

一、证据链：通往案件法律事实的桥梁 案件事实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法律事实的重要司法过程,是进行裁判的起点和基础。近年来,为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避免冤假错案,最高法院积极推进死刑二审案件开庭、死刑复核权回收等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起草并与五部委共同下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     

逻辑艺术在民行抗诉中的运用

检察机关在进行民事行政抗诉过程中,对申诉案件受理的审查方式主要是形式审查,其逻辑路径多为演绎论证模式中的法律推理;立案初审结论更多地表现为或然性特征,即推理的表现形式为或然性推理;民行抗诉审查要科学分析生效裁判的逻辑路径,运用逻辑推理方法寻找其法律漏洞并有针对性地展开证明或反驳;民行抗诉的实质就是对存有瑕疵的生效判决、裁定通过阐述抗诉理由,运用逻辑方法,而指出裁判程序或结论等论题、论据和论证过程的违法性、错误性。     

“零口供”也可定罪量刑

最近,国内不少地方接连出现“零口供”司法判决案例,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有多起遭遇了“零口供”阻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腐败案件也终于盖棺论定,成为依据“零口供”惩治腐败分子的典型案例。“零口供”判决,通常可理解为办案人员通过案件中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只要形成扎实的证据链,即证据确实充分的,就可定罪量刑。这种不单纯依赖口供判案的做法不仅体现了传统司法理念的转变,也为打击腐败、惩办腐败分子增强了气势。从实践中的一些领导干部违法案件来看,领导干部大都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有的甚至熟知办案程序和审讯对策,…     

司法判决中的逻辑模式

司法判决的逻辑模式主要是:司法三段论、肯定式、一阶谓词逻辑模式。法学界对此存在一些批评,认为以往模式建构司法判决推理是不适当的,并且制约其他模式的发展。本文拟在分析法律规范及司法判决特点的基础上,找出争议点,对以往的评价作出相关澄清与归纳。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及其规则

与制定法传统下的法律推理不同,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由法律规则、指导性案例、案件事实以及判决结论四个要素构成。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由于对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作出是否同案的判断以及如何形成同判是整个法律推理的论证重点,判定两者是否属于相同案件以及如何作出相同判决的方法自然成为这种法律推理的核心方法。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的规则主要包括：基本参照规则、实现同案同判的认识规则、断定同案的判断规则、形成同判的约束规则、回归规则以及指导性案例选编的编写规则。上述推理形式和推理规则的系统作用是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得以正确进行的基础和保障。     

《折狱龟鉴》中的司法方法研究

本文着眼于由南宋郑克根据《疑狱集》修改补充编撰而成的著作《折狱龟鉴》,通过该书辑录的上起春秋战国,下至北宋的历代有关平反冤滥、抉擿奸慝的案例,总结前人在案件的侦破、检验、审讯、判决和平反等方面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而具体阐述历代司法判官们如何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如何辨析并利用证据、如何通过考察其言辞面色来核定当事人的证词、如何平衡情理与法理的冲突等等。详言之,可分为宏观——即置身于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来看《折狱龟鉴》中的司法方法,微观——即借助具象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发现等司法方法,通过论证模式研究判官们怎样依据证据和考察情理。当代中国应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批判继承其中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方法原则,促进司法改革的发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     

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

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是法律方法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可辩驳推理作为一种独立的推理模式而在各个领域发生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的支持:其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其二,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其三,单一性法律推理向非单一性法律推理的转向。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可以分为三个维度:推定的可辩驳性;过程的可辩驳性和理论的可辩驳性。可辩驳推理对法律方法、法律论证与民主法治等重大的法律理论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律推理中的二阶证立

在司法裁决中,对于简易案件,法官可以运用演绎证立模式为裁决结果提供正当性证明。但是,对于疑难案件,法官如何在规则层面为裁决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提供一种实践理性的辩护呢？麦考密克在他的代表作《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中首次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一种论证模式,即二阶证立。二阶证立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即从后果主义论证、融贯性论证和一致性论证方面,为裁决规则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提供证明。同时,在麦考密克看来,二阶证立作为一种论证模式既具有描述性,又具有规范性。     

高楼坠物案的法理分析——兼及主流法律论证方法批判

高楼坠物案在高楼林立的现代成为多发性案件。在这一特殊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因不明侵权人而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并将它作连带责任的解释,这已成为惯例。其实,这种判决是建立在对第126条的误用之上的,错把第126条的“过错”推定理解为“行为”推定。在论证相应规范正当性的法律论证进路上,理论界走的是“实质推理”进路,将正当性建立在目的手段论证和实质正义的论证方法之上,是对这两种法律论证方法的误用。这一现象反映出我国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法治”特色。     

法律推理在审判中的困境及破解对策

与认定事实的心证活动相对,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中的一种思维活动,其目的是为法律适用结论提供正当理由。是通过推理的演绎过程,从法律规范到事实再到结果进行法律适用的一种基本的方法。也有学者准确地界定了法律推理的概念,认为法律推理是指特定法律工作者利用相关材料构成法律理由,以推导和论证司法判决的诚证过程或证成方法。     

论法律实质推理

适用法律实际上就是根据法律规范对需判决案件作出处理结论的推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仅运用普通逻辑研究的那些推理形式和推理规则，在许多情况下是很难得出一个理所当然的判决结论的，而必须深入探究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或最初的立法意图，还要考虑其他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这样的推理“是实质的，不是形式的”，（１）即难以对它作纯形式化的处理，故称法律实质推理。适用法律所运用的主要是法律实质推理，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这种推理形式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适应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本文拟围绕法律实质推理着重探讨三方面的问…     

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司法人员如何运用证据依据法定证明标准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是一个决定司法裁决正当性的基础性问题。对此,要正确运用证据法定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就应握以下三点:定案证据的适格性、法律推理的合逻辑性、证据事实符合经验法则。     

疫学因果关系及其证明

侵权法有关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性质与特征,却很难将其直接适用于对特定侵权类型的因果关系判断.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对司法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特定类型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未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将疫学型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分为一般因与特定因,不但可以从理论上更为清晰地界定此类侵权因果关系的特征,还可以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提供参考框架.证明一般因存在与否的关键证据为流行病学证据,而证明特定因存在与否的证据则包括暴露学、临床医学、病理学等科学证据以及其他的一般证据.在对科学证据进行司法审查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证据和具体案情对因果关系作出司法判断,才有可能对疫学型环境侵权案件作出合理判决.     

法律推理的涵义、性质及其功能

法律推理是特定法律工作者利用法律理由权威性地推导和论证司法判决的证成过程和证成手段。它既是一种法律思维活动，又是一种应受法律调整的法律行为，是特定法律工作者的一项法定义务。正是法律推理使司法裁判与神明裁判、主观擅断区别开来，法治由此生成．现代社会强调法律推理的使用、研究将有助于司法的合理化，有助于法学的科学化，更有助于社会合意的普遍化。     

迈向“言说”理性的法律会话推理

法律推理是理性的过程,具体而言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律实践是一种“言说”的实践,特别是在司法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言说”这种会话模式.法律推理的过程就是在法律会话实践中选择最适合结论的过程,它包括一定法律行为正当化的论证和相对于一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确定.法律会话推理①正是从多主体“言说”角度寻找正当性的法律推理方法,是一种“言说着”的理性,其以话语为媒介,以法律当事人之间的会话沟通为方式,通过各方对话语意图理解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行为方法,从而对推理结论进行正当性论证,这里的正当性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因而具有主体间的可接受性和社会层面的合理性.     

论式：法律逻辑研究的新方向

当我们将审视焦点从法律三段论的外貌转向其内在要素——事实前提和法律前提,并进一步寻找这些前提的支撑基础时,一个全新的法律论证结构暴露出来：若干可能的或合情理的论证（合情论证、论证型式、论式推理）支持两个前提,使得我们有理由假定到目前为止对两个前提没道理怀疑。然而,亚里士多德于分析性推理理论之外开创的并在中世纪传统中广泛应用的论式理论系统,被现代逻辑理论和法律逻辑理论遗忘了。幸运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敏锐的逻辑学者和法律学者,分别在法律领域和逻辑领域复兴了论式理论。当代关于论式的界定、功能、结构、分类、评估、经验基础和文化特异性的研究已在多个学科展开,初步形成了论式理论的基本框架。一种周全、可应用的法律逻辑有必要整合法学＂论题学＂和论式的逻辑理论,以丰富法律逻辑的内容与方法。     

常识推理与判决证成

判决推理是以法律和事实为前提得出结论的过程。以往刻画判决推理的模式将判决推理与普通的推理等同起来,没有体现法律规范作前提的特殊性。本文以判决推理的特殊性为起点,分析以往模式的不足,并借助常识推理的模式来寻求刻画判决推理模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