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有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主体处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主体——控股、参股的国有企业”这样一个三层架构模式的中间层位置。自1993年底组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国有控股公司)至今,上海通过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主体和保值增值责任主体,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有资产产权不清、权利责任不明的状况。十年来的摸索,使上海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国有控股公司与垄断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逐步改革的今天,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国有资产运营的一种方式,通过不同方式改组或改造而生。由于控股与垄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试图从垄断角度来研究探讨国有控股公司的性质与作用,并对有关问题作出简单的分析。一、国有控股公司的概念国有控股公司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具体从事国有资产的投资运作和国有资产产权经营的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参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探讨

国有资产经营具有“非自体性”特征 ,从这一特征出发 ,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下经营运行必须实现“四个转化” ,建立“三分开、四主体”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首先要对“统一所有者主体”进行实在化形象定位 ;在限定对国有经营性质资产实施监管职责的前提下 ,建立全国性专职化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机构依然是必要的 ;进行资产经营授权 ,塑造国有资本经营主体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其形式应当多样化。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企业10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拓创新打造广西投资集团航母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成立于1988年6月24日,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资,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经营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国有独资企业。     

对国有资产授权投资经营机构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一、国有资产授权投资机构的职能定位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报告提出“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 ,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国有资产 ,授权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经营国有资产。”这种提法表明 ,在国有资产授权投资经营机构的选择上 ,可以存在着多种组织管理模式。但是 ,实现中究竟采取何种形式报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要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要了解国有资产授权投资主体的职能包括哪些内容？现代企业理论认为 ,企业组织作为市场的替代 ,通过内部的“权威”机制解决资源的配置和动力问题 ,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规模、范围经济。随…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的剖析及其重构

我国当前经营性国有资产所采取的两级制和三级制的授权经营模式,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有较大问题。为此,我们应重塑现行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体制,明确区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管理职责与出资人的经营职责,将政府定位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特设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专事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投资运营,重新界定国资监管机构的法律定位,使其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经营的监管机构,将国资监管机构与经营公司的关系明确为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同时,按市场化原则运作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并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法律关系的内涵界定为行政授权关系,以此理顺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     

论国有股权的转让问题

股权转让是股东实现权益的重要途径,但是法律也对股权的转让及其变更和解除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为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转让国有股权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进行,还必须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国有股权的挂牌转让中要注意转让的审批权限、股权评估、交易主体资料的提供以及意向受让方的确认等相关问题。     

国有股权行使问题浅议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十多年了,但收效并不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有股权的行使问题还缺乏法律规范,而且在公司化改制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有必要规范国有股权的行使,并加强对国有股权行使的监督。因此,成立一个“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来监督国有独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持股公司中国有股权的行使势在必行。     

试论国资授权经营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国资运营与监管体制弊病丛生,丑闻不断。担负着“管人、管事、管资产”重任、“老板和婆婆”集于一身的国资监管机构面临空前压力。与此同时,发挥着政企分离隔离带作用、旨在使国资监管部门回归监管本位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法律制度又面临重重困境。所以,亟需完善相关规定,在明确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基础上,妥为构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法律制度。     

是国有资产所有权？还是国有股股权？－对《公司法》第四条第3款的探讨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并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分离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实现其实法律人格。与此相比,现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甚至有个别明显相矛盾之处。笔者以“股权－公司法人所有权”的公司产权构建模式理论为进路,认为公司法第4条第三款“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规定不但与第一款规定的所有股东出资后仅享有股权的精神相冲突,而且与第二款规定的公司享有对所有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原则相矛盾。笔者的观点是：股权与所有权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国有股东在完成出资后即不再享有对原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而以让渡出资财产所有权为代价换来股权。因而建议有必要对该条款进行立法修正。     

企业国有资产法律监管制度的出资人视角分析

国有资产出资人与其所投资的企业之间的法律性质直接决定了国有资产运营的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国有资产监督形式和不同的监管内容。采取股权模式的出资方式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并有利于国有资产产权主体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但股权模式下国有资产监管的效率取决于国家股东权的行使质量。从基于出资人的视角来看,我国国有资监管环节的设置对国家股东权的行使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企业国有资产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国家作为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对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其资产不论是国家直接投入的,还是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均属国家所有。国有产权转让主要涉及以下法律实务问题:一是就国有产权转让的标的企业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工作;二是对国有产权交易合同的审查;三是国有产权转移的行政确认事务。     

国有产权代表选任：界定、逻辑与路径

在国有出资管理体制下,选任产权代表是国家或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行使选择管理者权利的具体体现。然而,检视现有国有产权代表选任制度可知,国有产权代表的法律界定模糊、委派范围不明、选任主体混乱、选任标准缺失,导致国有产权代表的实际运作与设立目标出现偏差,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对国有产权代表的内涵与外延作出准确界定,以“有国有资本必有产权代表”原则明确委派范围,确立国家和国企两个选任主体,并在区分定位下重构其选任标准：既按照国家选任与国企选任,也按照公益类国企和商业类国企,来确定国有产权代表的选任标准。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进展和趋势

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从职能、体制和运作方式上基本实现政企分开;推行公司制,初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框架已现雏形;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改善;各项配套改革向前推进,国有企业负担有所减轻;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今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但是它的资产和产出总量将逐步增大,并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将通过不断探索而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趋于多样化,大批国有独资企业将被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解决下岗职工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国有资产立法问题之思考

我国国有资产数额巨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国有资产立法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要环节,我国国有资产立法要综合考虑立法名称、立法目的和立法地位的问题,应当遵循效益、公平、权义责相统一的原则,要明确产权关系,重点处理好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的关系.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问题思考

作为国有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保障国家机关高效运转和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与强化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相比,各级政府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却成为整个国有资产管理中相对薄弱的环节。针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需要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加强完善并拿出应对之策。     

论采矿权物权属性及其在物权法中的重新定位

采矿权是准物权或特许物权,这两种目前没有质疑过的传统采矿权物权模式,是行政机关“寻租”,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秘密通道。通过对传统采矿权的物权分析得出,采矿权属于完全物权。以此改造和构筑现代采矿权物权模式,为科学建立采矿权流转市场和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另一思路。     

从身份到契约：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剖析与重构

《企业国有资产法》围绕着出资人设计了一系列制度,但这些制度在实践中回应的结果是未能按立法者所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本质根源在于人们对企业国有资产属性的忽视,及履行出资人职能机构的误读,我们不能忽视企业国有资产的特殊属性,应对其进行细化分类,并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国有资产进行分化管理经营,对于竞争性国有资产进行契约经营,使这...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明确“谁”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确立真正负责任的责任主体,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环节;对国有资产必须实行分类改革,不宜采取笼统单一的改革模式;要明确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责任,并赋予必要的改革自主权;要按照国有企业的属性,规范国有企业的股票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