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正确认识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对刑事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政策与法的关系是其前提。对二者关系的分析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静态考察是为了认识政策与法的区别。动态考察是为了认识二者的联系。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表现在对刑事立法需要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内容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解释的影响。刑事立法对刑事政策的动态影响表现为 :刑事立法本身的局限性 ,决定了刑事政策存在的价值 ;刑事立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 ,促使某些刑事政策向立法转化 ;刑事立法具有的国家意志性 ,可以抵制不符合立法基本原则的不适当的刑事政策。     

完善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若干思考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各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发展有了新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存在很大差距,刑法及与刑法相关的法律中的环境刑事立法均有不足,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构筑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体系。     

江泽民刑事立法思想研讨

江泽民的刑事立法思想内容较为丰富，涉及面广，为完善和健全中国的刑事法制尤其是刑事立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其内容主要包括积极健全刑事立法和努力提高刑事立法质量两个重要方面。在新世纪新阶段，建设中国现代刑事法治，需要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刑事立法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刑事法治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我国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已经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经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制止危害环境的行为,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加强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实现环境刑事立法起到真正应该起到的作用,这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也有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本文阐述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其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刑法空间适用范围的立法完善浅析

犯罪的国际化和主权国家刑事管辖权原则的多样化使得相关国家在对同一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竞合现象,通过对刑事管辖权各适用原则的论述及比较分析我国新旧刑法典关于刑法的空间适用范围的规定,本文认为应对我国刑法的相应规定做出修改,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弥补刑事管辖权的不足。     

刑事反诉制度初探

刑事诉讼中允许反诉具有多重价值,尤其是与刑事附带民诉制度设立的立法初衷高度吻合。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能否提起反诉以及提起反诉的相关程序如何等,现行立法并未规定,且理论上对此也鲜有论者。立法规定的阙如以及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不仅使刑事反诉实践缺乏应有的指导与依据,而且还直接导致了法院对刑事反诉问题的普遍漠视。在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的宏观背景下,应当如何建构我国的刑事反诉制度无疑是必须正视与解决的问题。     

刑事司法解释之溯及力探讨

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解释从纯概念理论上看"径渭分明",但现实中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解释的界限有时并非清晰,导致了对刑事司法解释溯及力的问题产生质疑。本文指出在一时难以从根本上明确界定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解释界限范围的现实情况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确认和坚持刑事司法解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     

完善刑事立法,提高刑罚效益——关于刑事执行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探讨了我国刑事执行立法的必要性，并对刑事执行法的基本内容和框架以及刑事司法体系提出了个人看法。     

论欧洲刑事政策的一体化

欧洲刑事政策在欧洲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中获得关注。欧洲刑事政策一体化表现在两个方面：欧洲法律的刑事化，即欧洲共同体、欧盟层面刑事法律规范的扩张和限制；刑事法律的欧洲化，即各成员国刑事法律对欧洲统一、共同的刑事标准的反应，前者集中体现为一体化，后者集中体现为一体化语境下的多元化。《里斯本条约》确立的多数表决立法机制为欧洲超国家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可能导致欧洲刑事立法扩张的风险，另一方面成员国为了维护自身的身份滥用防卫机制可能导致欧盟刑事立法的瘫痪。欧洲刑事政策一体化有助于解决这样的矛盾，为合理控制并引导欧洲的刑事立法和实践提供可靠的途径。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探析

本文指出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问题十分重要,影响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本文先从刑事政策的概念和范围入手,进而分析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两者的关系,得出了两者是一对矛盾的结论。     

刑事和解实践初探——从我院轻伤害案件处理实践说起

在我国,目前刑事和解尚处于尝试阶段,相关立法尚未出台,刑事和解实践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如何处理好刑事和解案件,这是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结合我院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实践,对刑事和解实践进行初步探讨。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刑事政策横向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的横向结构是指刑事政策体系内各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刑事政策的分系统是指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刑事惩罚政策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刑事法律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切手段、方法和措施,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中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是刑事立法的灵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导刑事执行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当代刑事惩罚政策已经出现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轻刑化、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社会预防政策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产生影响的具体措施、策略和方法。社会预防政策可以分为宏观预防政策与微观预防政策。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预防政策也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权利方面的立法非常有限,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护。应借鉴西方国家维护被害人求偿权的立法和实践,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主要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切入,从立法上完善刑事被害人对犯罪追诉权的法律保护,在司法上完善执行阶段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的相关措施。     

论刑事管辖权

刑事管辖权是国家基于国家主权原则而派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一国刑事法律规范运用的重要依据.刑事管辖权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将刑事管辖权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刑事管辖权是基于国家主权使国家依据这种固有的权力对其主权范围内的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狭义的刑事管辖权分为了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即在立法层面将刑事管辖权法律化,在司法层面是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行使管辖权.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完善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构想

刑事审判监督作为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维护刑事司法公正,强化人权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立法上对刑事审判监督的规定比较抽象、笼统,相关保障制度缺失,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审判监督处于一种相对薄弱和被动状态。本文试图对刑事审判监督的现状和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的构想。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刑事政策根据其指导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宽严相济对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它也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执行,因而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刑事政策根据其所处层次的不同,可分为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严打"、"少杀、慎杀"等是具体刑事政策,后者都是前者的组成部分。说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并不否定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重新配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权

目前,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权的效果不是很好,使得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得到保障,深究其因,主要在于立法上和机制上的不完善,表现为刑事立案监督线索少、监督范围窄、监督权能不完备、行使立案监督权专门人员配备不足。因此,要从立法和机制角度,通过完备刑事立案监督权、建立相关的工作机制、设置专门的刑事立案监督部门及配备相应的人员来重新配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