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

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是增强企业经济活力,提高经济绩效的基本手段,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核心.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微观制度安排,其产生和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客观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制约和影响,为此应加强治理目标、内部制衡、外部监督以及法制环境等方面的建设.     

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框架、机制与影响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在于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内涵意蕴及功能价值。基于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治理结构下的结构治理,有助于探求社区治理背后的主体关系、方法技术和目标追求。研究发现,X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的强统筹—强精准运作机制,驱动政府按照融合型组织重塑、多样化方式推进、类型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型评议鞭策等进行策略回应,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但空间存量容易造成界线模糊、形式主义和宽泛治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界定。加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整体架构与组成要素研究,有助于丰富基层治理图景、重塑整体性治理思维。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综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近三年来最为热门的研究话题,受到政治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以及文化、信息化和民主政治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的不少学者关注。现有的研究不仅使学术界的理论成果更加全面,同时也推进了改革实践。本文主要选择梳理近三年不同学科领域和研究视角的相关文献,总结归纳其现有的理论成果,挖掘其研究空间,并对以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从四重失灵到协同治理: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新理路

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已经成为农民工职业生涯中不能承受之重,从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着手来减少其伤害性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在现实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慈善失灵以及应对失灵而使治理陷入困境。基于此,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及信任、激励、监督等运行机制,采取多元化策略,提高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绩效,同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治理模式:类型与变迁分析

摘要:在城市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其治理结构、治理的重点、治理目标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城市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在行为主体、目标、手段等方面都各有特点,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然而这些模式很难照搬到中国的实践中.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变迁有着特殊的轨迹,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把握从城市管制模式到城市经营模式,再到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变迁历程.     

技术+治理：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融合路径

我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以解决预算与绩效“两张皮”的问题。因此,对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融合的逻辑进行概念构建和实践检验具有重要研究意义。首先,建立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技术+治理”逻辑框架,构建技术、治理和两者相融合的一体化逻辑。其次,运用该逻辑框架对我国地方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数据瓶颈与流程脱节等技术性不足,不均衡、碎片化和脱嵌等治理性缺陷以及两者融合的赋能受限、连接松散和引领乏力的问题。再次,为持续提升预算和绩效管理的一体化水平,未来仍需优化数字技术运用和再造预算管理流程,构建“微协同”和“大联动”格局,并强化技术和治理两条路径的协同。     

新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改进策略研究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过程和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风险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在客观上要求不同主体强化治理的范式和思维,从绩效视角审视公共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来源的确认、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诸多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以及风险治理绩效结果的达成。政府必须不断更新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将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逐步形成以风险的科学预控和快速高效的应急响应为基础的现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制度安排,在公共安全风险整体性治理基础上把握和审视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机制和过程,以风险自身的技术研究方式和政府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范式为两翼,借助二者之间的耦合与互动,有效回应风险治理绩效改进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公共安全的中国之治。     

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国企治理结构创新

本文论证了企业治理结构从股东至上走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必然性;认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欠缺是国企治理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其表现:一是国有股的“一股独大”,二是债权监督机制弱,三是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会的构成不合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逻辑创新国企治理结构的路径,即:一是实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二是强化银行债权监督机制,三是完善董事会的构成。     

董事会治理对按业绩付酬的效果研究

董事会的运行机理和董事会的治理绩效作用一直是国内外公司治理中研究的重点,其中,董事会的治理绩效一般是研究其对公司绩效、财务绩效或市场绩效的作用,董事会的作用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服务、战略和控制,控制角色在规范性文献中得到公认,但是研究显示,很多董事会都没有成     

整体性治理与生态型城市建设——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共行政责任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强调协调与整合为政府治理手段,来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启示.本文以浙江省湖州市建设生态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治理方式与成效,及其困境;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构建生态信息公开平台,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引导部门间合作,借助多元参与主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治理方式的转型.     

企业管理、公司治理与治理公司的概念界定及其联系:制度经济学视角

本文在制度经济学框架内,区分和界定了理论和现实中常混淆的三个概念:企业管理、公司治理和治理公司,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联系.企业管理是公司既定产权结构下资本与劳动这两大生产要素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企业的所有权问题;公司治理是企业产权分解后,公司所有者(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体现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对立统一;治理公司是所谓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某种外部机制对公司的制约和监督.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公司治理决定企业管理的绩效,治理公司可以通过外部约束和监督保障一个积极、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管理环境.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城乡结合部社区治安的耦合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深圳宝安的案例分析

社区的空间结构是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治理的空间载体,社区的治理结构与社区空间结构耦合所形成的耦合治理结构是决定城乡结合部治安治理绩效的根本因素,社区的治理结构是关键,而社区的空间结构则是有效治理治安的基础。深圳宝安区治安治理结构是国家主导的网络治理结构,治安的治理结构同紧凑式的社区空间结构在点、线、面上高度耦合,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不同的社区空间里相互依赖、联合行动,实现对小区、楼宇、道路以及流动人口等治安要素的有效治理,成功打破了人口"倒挂"带来的治安治理困境。培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构建网络治理结构,实现治理结构与社区空间结构的高度耦合,将是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的合理趋向。     

绩效治理中的价值整合——基于环境政治学视角

近年,在环境治理中公共价值的缺失显露无遗,功利主义逻辑和市场至上法则已经侵入,污染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治理精英则以政绩前途为中心进行公共决策,公民社会的软弱涣散加剧了严峻态势.有鉴于此,环境绩效治理中价值整合的路径选择,相应地从政府行政伦理、公民参与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三个方面入手,对绩效治理中价值整合研究的境外变迁和国内发展进行梳理,可以为我们提供启发,有助于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自反性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自反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学者针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自反性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自反性治理理论主要涉及知识整合、商谈、实验反思等方面的内容。自反性治理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争议性问题,如忽视权力要素和实施方式理想化。现阶段,自反性治理理论仍然是西方研究较多,而国内研究较少。因此,研究自反性治理理论有助于推动我国治理理论与国际前沿治理理论接轨,丰富我国治理理论的话语体系,促进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创新。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发挥与内部治理效率增进——以浙江省台州1市18家非公企业为例

以浙江省台州市的18家中小非公有制企业为样本,围绕企业党组织介入内部治理对治理结构和治理效率影响这一现实课题,运用现代经济、管理和党建等相关理论,结合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有:1)17家企业的党组织间接进入了内部治理结构;2)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发挥,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管理与治理绩效,且具备构建中国特色企业治理结构的充要条件;3)在资源约束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凭其特定的条件和作用,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有效地替代了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层的部分职能,符合青木昌彦"制度互补"的特征,从而使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具备制度化基础.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乡村脆弱性的对立面、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以及乡村多种稳定性状态。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针对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时刻影响着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创新整体性治理路径、适应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治理路径、风险性治理路径、内生性治理路径,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绩效。     

跨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研究综述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保障。由于跨文化冲突的加剧,"一带一路"跨文化合作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阻隔。以文化融合的力量冲破文化阻隔,化解文化冲突,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交融,才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研究主要涵盖了机理框架、实证分析和对策建议三个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围绕文化融合和跨文化治理的发生机理、特征和机制等进行研究。国内主要侧重于实证和应用层面的分析,国外则侧重于内在机理性研究。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当前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的机理、转化的临界点以及实证研究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文化的功能性、机理和实证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今后研究的深入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