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共同贪污犯罪的定性问题

刑法第22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贪污是共同犯罪案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其定性也有特殊性。近几年贪污犯罪日趋复杂,共同贪污案件增长的幅度较大。因此有必要对共同贪污犯罪定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使犯罪分子罚当其罪,稳、准、狠地打击遏制这类犯罪。     

贪污罪与诈骗罪辨析

贪污罪与诈骗罪分别属于刑法分则贪污贿赂罪与侵犯财产罪。文章从蒋某等八人犯罪一审定罪错判入手,具体分析了贪污罪与诈骗罪基本犯罪构成之不同及共同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区别。最后认定本案应为贪污罪。     

浅析贪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行为

理论上,共同贪污犯罪可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犯罪两种情形。实践中,对不同情形的共同贪污犯罪,应根据各共同犯罪人的身份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定性。     

四川省贪污罪量刑实证研究

通过对四川省801名贪污罪被告人的量刑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贪污罪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偏轻,整体呈低水平均衡状态。结合刑法基本理论和统计学基本方法,综合考察了贪污罪量刑在受犯罪金额大小、是否共同犯罪、是否特定款物、犯罪持续时间等方面的影响,探索出贪污罪有期徒刑刑期、财产刑数额、缓刑适用的基础模型和修正后的基准模型,以期为审判人员提供实际参考,更精准地打击和预防贪污犯罪。     

办理贪污案件的法律难点问题研究

当前,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实务中适用标准不统一等原因,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案件时普遍存在认识不清、界定不准的问题,未能很好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种现状要求我们加强对共同贪污犯罪问题的法律理论研究力度.在对贪污罪共犯的具体认定上,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混合主体的共同贪污犯罪案件.认定公款私存行为是否构成贪污行为,是否达到贪污罪上所规定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界限,必须严格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关于贪污罪主体立法的再认识

由于受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主体范围的规定一直比较宽泛 ,1 997年修订刑法 ,虽然部分缩小了贪污罪主体范围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于宽泛的贪污罪主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导思想不明确、打击重点偏移、刑罚失衡、办案难度加大等问题无不与贪污罪主体范围宽泛有关。笔者在对贪污犯罪客体、贪污罪犯罪属性、贪污罪主体的本质特征等问题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贪污罪主体立法 ,精简贪污罪主体范围的主张     

谈贪污罪的主体及犯罪对象的变化

打击贪污犯罪是我国新刑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认定贪污罪主体及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有利于准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对正确定罪量刑有重要作用。     

对简单共同直接故意实行行为相关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单独犯罪中 ,判定犯罪行为的停止形态时 ,如果实行行为完全具备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客观构成要件 ,为犯罪既遂 ,否则为犯罪未遂及其它未完成形态。然而 ,在共同犯罪中 ,由于犯罪行为是二人以上的多个人行为的组合实行行为 ,而且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实施程度又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因此 ,对共同犯罪行为的既遂及未遂等状态的判定必然呈现出较单独犯罪的特殊性及复杂性。本文就简单共同直接故意犯罪中 ,各实行行为犯罪既遂及犯罪未遂认定因果关系的剖析 ,讨论共同直接故意实行犯的既遂与未遂、犯罪停止形态的确立及不同程度的犯罪既遂确立问题 ,并对共同脱逃行为、共同偷越国 (边 )境行为进行探讨。     

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贪污罪立法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贪污罪罪名的在废问题关于贪污罪罪名的存度问题。法学界有三种观点，即取消说、保留说和强化说。“在取消说中有废除说和代替说二种意见。废除说认为，贪污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完全可以把贪污罪的行为方式纳入其他罪名中，如果把普通的盗窃、诈骗与利用职务便利盗窃、骗取公共财物同为一罪，则可以为司法实践中从严惩治贪污犯罪提供立法保障．避免对贪污案件处理过宽的偏向。代替说认为。贪污罪罪名本身含混、不科学，借鉴国外刑事立法例应当将贪污罪改为侵占罪。笔者认为，废除说显然没有考虑到我国刑事立法的…     

对挪用公款罪几个问题的认识

挪用公款罪中“公款”的性质并不能决定挪用公款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区别,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公款,不应当包括普通的公物,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不完全相同,挪用公款行为中挪用人可以和使用人构成共同犯罪。     

腐败产生的原因、性质与反腐败的原则、指向——西方行政与管理理论的启示

以西方行政与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性缺陷与社会转型期的局限而非反腐败力度不足;主要性质是一般规律性现象而非特殊的偶然现象,即主要是我国的行政环境而非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因此,反腐败的主要指向是腐败行为而非腐败现象,主要原则是与改革、发展、稳定、转型相协调而非相对立。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问题研究--兼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我国打击腐败犯罪力度的加大 ,贪官外逃和腐败资金外流问题成为我国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打击此类犯罪也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新重心。有效打击外逃贪官必须寻求国际司法合作。 2 0 0 3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国际法基础。     

同步与差距:《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等。因而应当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以便更有力地打击腐败犯罪     

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论我国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视角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刑事司法界为了更有效地对境外腐败犯罪进行打击，签订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针对将腐败犯罪中的外流财产追回这一情况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这对我国打击贪官携款外逃犯罪提供了依据。然而，由于我国刑事司法并没有设立缺席审判帝】度，使得在适用资产追回机帝】追回外流资产时遇到了障碍。因此，本文针对我国在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打击外逃贪官所面临的困境，在探讨了我国构建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之后，具体提出构建我国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设想，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经济学角度解析官员道德风险问题

预防和杜绝官员道德风险问题,保证政府的高效廉洁,是一个持久的话题。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政府和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了一个期望效用模型,推导出引发政府官员道德风险的要素。在明确了腐败与额外收益、工资、腐败被发现后的收入、官员的任期、预期贴现率、被发现查处的概率等因素的关系后,提出了对腐败综合治理的对策。     

试论当前职务消费腐败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前职务消费腐败本质上从属于权力腐败范畴,在实际中,它是职务犯罪的重要诱因之一。它有既定的含义,表现形式多样,社会危害严重,其产生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要预防和制止职务消费腐败现象的产生,就必须从监督体制的构建、综合改革的实行、思想道德的培育等方面着力,以竭力遏制职务犯罪。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的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现象,这又成为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危害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大陆法系共犯概念之比较研究

我国刑事立法是直接将共同犯罪限定于故意犯罪范围 ,而台湾刑法、澳门刑法没有规定共同犯罪概念 ,理论上认为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某个特定犯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在狭义上使用共犯术语 ,因此 ,往往没有规定共同犯罪的概念。尽管存在上述差别 ,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都注意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共同犯罪中的体现 ,并且在共同犯罪内涵认识上 ,都体现了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