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视角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刑事司法界为了更有效地对境外腐败犯罪进行打击，签订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针对将腐败犯罪中的外流财产追回这一情况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这对我国打击贪官携款外逃犯罪提供了依据。然而，由于我国刑事司法并没有设立缺席审判帝】度，使得在适用资产追回机帝】追回外流资产时遇到了障碍。因此，本文针对我国在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打击外逃贪官所面临的困境，在探讨了我国构建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之后，具体提出构建我国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设想，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建立我国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刑事缺席追诉”作为打击腐败犯罪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规定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未予规定。为打击外逃贪官、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和效益价值,我国有必要建立以缺席侦诉和缺席审判为具体内容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从国际司法协作看中国遏制贪官外逃

缉捕、引渡外逃贪官回国受审,已成为中国反腐败斗争和打击国际犯罪的新任务及责任。然而,实施这一任务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我国在充分遵循国际规则和审查程序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司法合作途径和协助方式,通过制度性变革和外交途径失去中国与其它司法引渡关系的发展。     

国际合作原则与我国反腐败立法完善

国际合作原则作为一个体现包容性的原则,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其在反腐败问题上意义尤为显著。随着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反腐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该公约作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对我国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指导性作用。为适应新时代反腐败的新形势,加强国际合作,需对我国刑法中腐败犯罪的立法进行深入思考,并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对策意见。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的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现象,这又成为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危害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双边机制——以美、加、澳为例

联合国、区域性和双边性的机制是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由于各国在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差异难以消弭,多边机制的构建和实施有赖于各参与国之间的妥协,组织架构较为松散,条约规定较为笼统,导致现实操作性不强。相较而言,双边机制下的个案合作具有更高的使用率和成功率,是我国当前最基本、最重要的合作形式。为有效打击跨国腐败犯罪,我国已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犯罪分子携款外逃的主要目的国建立了双边合作的常态机制并取得良好成效,不但改善了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国际合作规定不统一、成效不理想的现实困境,也对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反腐败国际合作起到良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机制

从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的具体路径来讲,可从风险控制、信息互通、企业合规监管以及民间反腐交流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从而实现腐败犯罪的有效预防。除此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立法思考,发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和惩罚作用,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论国际反腐败机制中国化的机遇与挑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整、全面而有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它对我国关于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专门性以及对腐败犯罪的良好治理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机制、手段、刑事政策以及立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离不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出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国际社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还需在联合侦查、情报交流与信息合作、案件文书送达等方面开展司法协助。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移转管辖的司法合作制度,以便于各国之间加强反恐合作,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与叛逃罪的修改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重要原则,对政治犯罪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原叛逃罪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这一条件,一方面,在国内司法实践上,并不意味着在对叛逃罪的判定上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将给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尤其是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合作上,带来很大的障碍,此次对叛逃罪的修改,弊大于利.     

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对策研究

腐败犯罪具有非法获得个人资产的特征;国家司法管辖权的有限性导致犯罪分子逃至其他国家;进而导致惩治犯罪分子与追回犯罪资产难度增加.笔者认为,加强出入境管理和银行监管有利于阻上腐败犯罪分子逃至国外,预防犯罪资产跨国境转移.     

为执行刑罚目的引渡和被判刑人移管制度的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对各国之间的司法合作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作为打击跨国犯罪的利器,引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被判刑人移管制度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个崭新而重要的合作领域,也在我国呈现出形式上从无到有、规模上从小到大的发展势头。引渡被判刑人回本国服刑与移管被判刑人去他国服刑,对象上存在交叉,易被混淆,有必要进行比较分析,厘清两种制度的异同,确保在国际司法协助中能对二者正确、灵活运用,达到打击跨国犯罪、实现惩罚目的的最优效果。     

有组织犯罪的增长原因与治理对策

近年来,有组织犯罪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所以如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是形成有组织犯罪的经济依托;消极、腐败现象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封建行帮意识是维系有组织犯罪的精神纽带;境外黑社会的渗透是有组织犯罪增多的催化剂等.对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以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     

跨国毒品犯罪的形势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 ,毒品犯罪在全球范围内仍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毒品问题与国际恐怖活动、洗钱、有组织犯罪等跨国犯罪紧密相联 ,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构成极大的威胁。为此 ,各国政府和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采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手段 ,加强对本国及跨国毒品走私的打击力度 ,进一步加强国际禁毒合作 ,其成效、经验、教训值得深入研究。     

经济全球化与犯罪国际化及有效防治

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它不仅给我们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 ,也使中国的犯罪日益呈现出国际化特点 ,跨境、跨国犯罪逐渐增多并且类型复杂 ,严重危害改革开放大业。面对严峻的跨境跨国犯罪形势 ,本文探索了中国跨境跨国犯罪的类型及共性特征 ,并根据中国国情和国际经验 ,从加强国际法制建设和刑事司法合作方面 ,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和司法防治对策。     

“伊扎布特”活动处置对策研究

极端宗教组织＂伊扎布特＂利用各种方式和媒介,蛊惑、拉拢新疆等地的信教群众,煽动和组织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伊扎布特＂活动猖獗,与复杂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新疆地区独特的地缘环境和民族宗教结构也为其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国内强有力的打防态势,能够很好地遏制其发展蔓延。同时需通过强化宣传、加强管理、深化国际司法合作等方式,严厉打击＂伊扎布特＂违法犯罪活动。     

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斗争结合的思考

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的形态也在不断翻新,甚至出现高度伴随的趋势。因此,探索如何在新时期惩治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怎样把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斗争有机结合是重中之重。为此,中央在2018年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这项斗争是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社会净化运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程已过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效。通过分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取得的成就和反思其中的不足,我们认识到"扫黑"必须"破伞",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实行联防联动。为此,既要加强地方各部门的协作,建立和完善数据资料共享平台,也要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强化基层政权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加强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研究,主动、坚决破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积极利用大数据分析案件,实现精准定位、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以及贪污腐化犯罪,在社会管理和司法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