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国家的政治学意义

本文认为,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党在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上实现了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历史性转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既是对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基本规定,必将给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一战略转变的政治学意义,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发展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认识;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明确了党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新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接通了法学与政治学的内在联系.     

西方古典政治学名著中常见的两种论证方式述评

本文详细介绍了西方古典政治学民主中常用的两种论证方式:由目的到手段;类比论证。并举出了一些实例,主要涉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综合考察了西方民主理论是如何从政府的目的中推导而来的,并区分了几种不同的民主理论。最后,通过对两种论证方式的思考,考察了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介绍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典论述,并提出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目的。     

比较政治学的范畴、方法与逻辑——第二届“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会议综述

2011年6月11日至12日,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主办的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隆重举行。国内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6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此研讨会围绕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以及中国执政党建设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讨论和分析的核心问题如下。     

依法治国的理论思考

依法治国的理论思考潘国和严励依法治国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作为治国方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大贡献。一、依法治国是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发展、创新的法治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     

构建和谐社会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关于“政通人和”的要求在和谐社会中必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为构建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学习研究。古人云:“政者正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风、政声更必须正,所以,一定要大讲特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任何一种文明总是与相应的学科有密切联系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学也是如此。     

论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的地位和作用

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对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本文对这一治国方略的地位和作用作一探讨,旨在加深人 们对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理解。     

应该加强对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我国现有政治学教科书绝大多数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般原理的,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内容一般只是安排在各章之后分别加以叙述。例如,在“国家”一章的后面,设一节“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党”一章的末尾,又设一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等等。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发展,这种把社会主义政治学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般原理的附属物,甚至是应用实例的观点,已经日益显得肤浅而不合需要了。实际上,社会主义政治学也有自己内在的逻辑体系,因为它所反映的对象——社会主义政治也是有其内在系统性的。把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内容独立出来加以研究、探讨,揭示其所反映的社会主义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深化司法改革,在践行司法服务、落实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民主、强化监督制约、创新审判管理、加强司法保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人民法院执法办案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继续深化司法改革,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法治的思维方式,进行更加理性的分析和研究,推动改革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 一 对几个问题的理解 (一)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法律性.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全社会法治化的过程,法治中国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法治建设的认同,也是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最重要的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要内容.司法机关是党领导下的重要国家机关,人民司法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就是在维护党的权威,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威信.因此,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不断提升全社会对树立法律权威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统一认识,形成高度共识,这样才能使司法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30年改革开放之变迁——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探讨

本文在政治文化变迁的视角下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在内容和方法论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文化变迁的主导;而三十年政治文化的变迁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炼与概括出丰富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智慧。其中以德治国、德法兼用、以德治吏和以德化民等思想,不仅揭示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联系,也展示了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精髓。“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西周统治者提倡“明德慎罚”,创造了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相互结合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模式,区别于东西方同期国家的宗教与法律结合的治国方式,具有原生的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激烈竞争下的变革:公司法判例法方法的引入

我国《公司法》2005年的修改拉开了公司法现代化的序幕。在大量借鉴和引入西方先进公司法制度的同时,我们应审视我国公司法发展和变革轨迹。目前,西方国家公司法发展和竞争的良好态势使学习和借鉴一些判例法国家的先进公司法律制度成为首选,但是,一味将这些属于舶来品的制度进行盲目借鉴,必将导致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后果,我国的公司法改革也将可能因此而误入歧途。这就有必要在我国现有公司成文法体系的基础上,适时引入产生先进公司法律制度的方法和途径即判例法方法,以有效推进有中国特色公司法的改革,使我国公司法既能满足自身制度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能够沉着应对潜在的区域公司法的制度性竞争,为今后我国公司法的不断改进和迅速发展奠定良好的体系性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实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以及人类政治法律文明共识,为研究基础和资源,从中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经验而又在约束条件下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这种研究不仅要致力于总结和概括宏观意义或者一般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框架,而且还要特别地总结和概括微观意义或者部门法学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构成。     

公共惩罚与私人惩罚的互动——一个解读法律制度的新视角

公共惩罚与私人惩罚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公共惩罚与私人惩罚的互动可以作为一个解读法律制度的视角。国家为维持法律实施的垄断,通常会对私人惩罚手段(尤其是私人暴力)进行限制,但为节省公共惩罚资源的支出,法律又必须在某些场合容忍甚至利用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公共惩罚资源的有限性迫使国家把私人之间的监控和惩罚视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控制资源。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发挥公共惩罚和私人惩罚的比较优势,合理划分公共控制区域和私人控制区域,并努力追求社会控制总成本(即公共控制成本和私人控制成本之和)的最小化。西方近代政治的古典自由主义、中国古代政治的消极无为主义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正当化与简易化之间——评章武生著《民事简易程序研究》

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研究在我国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但近年来,基于法院系统改革实践的启发以及国外司法改革经验的启示,学界开始了对简易程序的关注。作为这一关注的一个重要成果,章武生教授的新作《民事简易程序研究》回答了简易程序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对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改革提出了系统的方案。不过,由于研究方法的缺陷,该书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     

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干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政治在要求法律对私法关系进行整合的同时,却面临法律对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法关系普遍化实施的合法性要求。政治系统一方面想利用法律来为自身赋予合法性以及对政治自身解决不了的社会冲突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法律独立运作以正常发挥功能。政治之所以对于法律有这种欲拒还迎的分裂与两难态度,原因在于法律系统的结构二重性：使动性与制约性。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法律结构扩展了权力的普遍有效性,而权力如要实现这一点又必须受法律结构的制约。为避免法律对政治权力的“合法／非法”二元规则化,政治系统设定政治禁忌,要求法律不得违反,但法律系统的二元规则化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是难以任意伸缩的。     

论江泽民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思想

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治国思想,提出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     

从观念走向制度——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探源与解析

对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在持客观态度的同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因此，笔者从历史角度对目前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中国检察制度历史渊源主要有古代御史制度、苏联检察制度和西方检察制度，对历史渊源追行客观评价对检察制度改革至关重要。在改革中，司法理念与制度建设具有互动性，二者既可能相互取利又可能产生冲突，只有以史为鉴，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检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属常态。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开始成为知识界愿景的今天，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既要反对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妄自菲薄，而应以翔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认清真正的西方与中国，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理”的构建及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最终确立其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     

中国农业立法体系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法治视角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发展农业经济,需要从农业产业自身的特点出发,依法治农,完善农业立法体系.从农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概括论述农业立法体系的基本体系,从纵向看中国农业立法分为5个层次,从横向看主要涵盖17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