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法权人格”要旨透析

在《法的形而上学——权利科学》中,康德试图将人的权利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提出了自由如何转换为权利和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并存的课题;而这种转换和并存,必须通过普遍法则,使人格建立于自由、平等、权利三位一体之上;其理论核心是：把人当作平等自由的法权人格来尊重和对待。     

论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及其政治价值

洛克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逻辑起点,从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理论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体现了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以及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以及政治实践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使自由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与自由观念密切相关的各种观念则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他第一次将个人自由置于社会和公共机构之上,从而开启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大门,本文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分权制衡三个方面来论述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并对其政治价值作出了适当阐释。     

论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争取的政治文明成果,是宪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且有别于公民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必须结合一定的法律制度才能认识其本质,厘清其界限。新闻自由具体包括创办新闻媒体的自由权利、知晓采访的自由权利、发表报道的自由权利、保护新闻来源的自由权利、答辩和更正的自由权利等,各国关于新闻自由保障的理论实践为我国新闻自由保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由的追求——论洛克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一书中,通过对菲尔麦＂君权神授＂理论的批判,指出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人类存在的首要前提。他从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出发,指出自然状态下人们通过理性维护自己的自由权利,由于自然状态的不稳定性,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而进入政治社会,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自身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洛克敏锐地意识到绝对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从而提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初步的三权分立思想,力图建立有限政府,通过制定经常有效的法律来实现法治下的自由,为近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值得继承反思。     

善、共善、自由与国家——格林政治伦理思想探究

对格林政治伦理的研究还停留在对格林政治哲学、自由理论等研究中的附带提及阶段,对格林是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审视成为争论的焦点。将格林"共善"的概念仅仅看作其论证积极自由的理论逻辑起点的观点是对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共善在格林政治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仅仅共善是权利、自由、国家的逻辑起点,更是权利、自由、国家实现的目标;离开共善,格林思想中的权利、自由、国家皆不复存在;权利、自由、国家在共善的浸泡中才能生存与成长,而格林思想中一切概念的引入恰恰是为了实现共善,这才是格林思想的核心。     

何谓自由

自由是衡量个人以及人类社会的价值尺度,古今中外的学者对自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各色各样的自由理论。自由作为一种理念、原则和制度,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社会领域内获得按其各自意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权利。     

法哲学视阈下的国家生成逻辑

个体自由论说是古典法哲学的普遍法则,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到黑格尔的总体性"定在"规定性,道德对于人性的自由有着重要指向。康德明确了个体权利出自于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原则,奠定了权利理论的道德哲学基础。黑格尔强调"善是被实现了自由,是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然而,现实社会,个体间充满非社会化表现,绝对的道德命令要求自然状态中的个体与他者一起通过契约进入社会状态,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共同体,进而生成普遍法制的国家概念。     

重温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

1872年，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问世，两年内再版12次，被译成26种文字。今天，“为权利而斗争”这句口号对每个法律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面对“究竟为什么要为权利而斗争”，“在权利遭遇强权时该怎么办”等问题，人们采取的政法实践却往往与此宣言背道而驰。善良和善于忍耐的人们常常认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而拥有强权的人们则常常认为，权利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在这样的生存逻辑下，博弈的空间越来越小，最终演变为极端的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搏杀。     

平等、自由与社会主义——科亨对诺齐克的前期批判

科亨对诺齐克的前期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张伯伦论证"的回应当中。诺齐克以张伯伦为其理论设立的对象,从个人权利角度出发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至上"进行辩护,并采用两种方式试图论证社会主义的非正义性。科亨通过分析诺齐克例证中的细节问题抓住其论证要害,有效的揭示了"张伯伦论证"的不合理性,指出其并没有实际证明出社会主义与自由是相冲突的,进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平等观提出了展望。尽管科亨的一些观点比较偏激,但是他强烈的社会主义信念昭示着我们: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积极回应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带给我们多元化的理论挑战,从而有效捍卫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哈耶克与托克维尔的自由观比较

哈耶克、托克维尔都是自由主义思想者,但他们自由主义理论的侧重面不同,哈耶克是从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出发,主张一种自由的个人主义,这是原子式自由主义。托克维尔则通过对美国民主政体的考察认识到,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责任,他主张一种共和式自由主义。     

权利意识：论城市新型住宅小区自治组织

现代权利理论起源于近代的社会契约论,其理论基础是个人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和生存、自由与获取财产的权利.利益是权利的基本要素,在一个发达和成熟的公民社会里,中介组织与社会自治的发展对于民主政治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城市新型住宅小区中的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及完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的有力手段,也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机构.     

论自然权利理论中的权利优先性

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提出的自然权利理论是启蒙时期权利优先性观念的体系化表达。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起源的关系中自然权利先于自然法,自然法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在自然权利的内容中体现着生命权的不可剥夺,自由权的排他性以及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权利的目的和价值中弘扬着人的自由、平等之主体性,并成为构建契约社会的理论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将权利置于社会价值的首要或优先地位,从而确立了权利优先性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     

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浅析

当代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其哲学基础和论证方法都是个人主义的.基于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他们强调社群整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理论内容上表现在对自由主义自我观和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的批判两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社群主义的批判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没有真正揭示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基础上,揭示了自由与权利的真正内涵.     

农民权利贫困及其治理—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对农民权利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权利缺失的真实困境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或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提出，在农民权利贫困研究中有着诸多贡献，它为透视与评判当前中国农民权利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表达自由、经济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迁徙自由等可以作为农民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简述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下,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权利观也冲击着人们的头脑。要辨识资产阶级的权利理论,树立正确的个性自由观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传统的权利观进行剖析和解读,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类自由和人类解放的观点。     

英国市场经济早期工人人力资本“公地悲剧”的产权经济学分析

在市场化过程中，如何防范和治理雇主追求个体资本利润最大化引起的整体工人人力资本“公地悲剧”问题，需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英国市场经济早期的实践证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产生了大量的工人人力资本“公地悲剧”现象。其原因之一是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产权交易留下了权利“公共领域”，为工人人力资本“公地悲剧”的发生提供了可能；而雇主与工人产权交易中存在的“强权界定产权”规则和雇主的强权地位，使工人人力资本“公地悲剧”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论迁徙自由权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一、迁徙自由的内涵和历史沿革何为迁徙自由?这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古典自然法学派是现代西方法律的奠基石,其代表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创立了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并开创了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时代。”[1]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自由权利。广义的迁徙自由一般是指公民在符合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或者定居的权利;狭义的一般是指公民在国籍所在国领土内自由旅行和定居的权利。关于迁徙自由,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以下观点:一种是把它视为人身…     

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论”中的自由观

作为黑格尔宏大哲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哲学原理》是一部系统性的法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专门并且系统地阐述其"自由精神"如何从抽象过渡到现实、从而在社会中得以真正实现。因为这一主题,自由、权利、义务、责任、财产、道德、伦理、市民社会与国家等社会实存和现象共同构成了该书的主体部分。文章主要对该书"导论"中的自由观念作一定的梳理,讨论了自由从理论到历史再到辩证法的理论逻辑,希望能够管窥黑格尔"哲学大厦"中的自由理论,并对其作出初步的探讨。     

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及其后果

伯林对两种自由的详细阐释是其理论的一个最大成就,其中对积极自由的忧虑和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其基本理论立场,多元主义的自由基础是其理论旨趣所在。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执着于理性一元论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不断缩小人们自由活动的领域,造成奴役和强迫。而消极自由则以多元主义为基础,打破了理性的魔咒,被伯林认为更加符合人性的规定。不过,他对消极自由带来的坏的后果并没有详细的分析,而是通过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以及论述来消除我们对自由的误解,并加入价值多元论来说明消极自由更加接近自由的本质。     

超越的困境：福柯的权利政治观

福柯晚期对权利的强调与其早期对权利的批判立场看似难以调和,实则一脉相承,代表着超越既有权利理论的宝贵努力。一方面,他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虽然可以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却无力对抗规训权力这一现代权力形式,反而沦为后者附庸。另一方面,正是传统权利的这一不足,福柯期待着一种足以对抗现代权力的新型权利。此种权利具有差异性、日常性与不确定性等特点,尽管在理论层面可以消解现代权力对个体的压迫,但在现实层面,则面临实施之后权利诉求激增、社会成本加重、秩序瓦解等一系列困境,最终,这一新型权利不仅无力对抗规训,甚至将个人自由置于更大的险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