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自由在国际私法中的应用与发展

契约自由原则在私法领域中一直主导着整个契约法,是契约法的重要基石所在。当契约具有国际因素时,选择何种法律适用一直是国际私法探讨的问题。契约自由也延展至国际私法的领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重要体现方式。因此,契约自由在解决法律冲突时,有着独特的方法与途径。通过尊重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进而达到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也不失为辅助解决涉外法律争议的一条蹊径。     

劳动关系的现代契约特性分析

现代社会中,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强制干预和对劳动关系双方身份的区别对待,使得劳动关系突破了古典契约所坚持的绝对自由和形式平等观念。现代劳动关系更重视有限自由、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的平衡、实质平等等目标。劳动关系在突破古典契约观念的同时,也包含了自由选择、交换、相互依赖等契约因素。劳动关系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关系契约,本质上仍然符合契约的基本属性。     

劳动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限制

契约自由作为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劳动合同领域有着不同的适用路径。通过考察劳动合同的历史变迁,以"契约"与"身份"关系的演变为中轴,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契约自由原则在劳动合同中的历史嬗变。契约自由在遭遇劳动合同缔约主体的不平等、劳动合同的附和性、劳动合同形式的羁绊等适用困境时,对其适用予以限制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基本思路在于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契约自由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期使契约自由原则在劳动合同领域能够得到有的放矢的运用,进而更好地发挥劳动合同在规范劳动关系运行中的作用。     

如何维护与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是组织和个人双方对彼此之间付出与回报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其约定的核心成分是双方隐含的、非正式的相互责任。这种责任是没有明确规定和成文的。心理契约是协调劳动关系的隐性契约．是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和谐的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契约管理得当的结果。     

不同群体员工的心理契约差异及其对管理的启示

心理契约是个体在雇佣关系背景下对雇佣双方相互义务和责任的一种理解或有关信念,包括直接或间接承诺的未言明协议。作为维持员工与组织之间良好雇佣关系的纽带,心理契约越来越受到人力资源管理者和研究人员的重视。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心理契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的来看,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契约内容和结构问题的探讨以及心理契约影响因素和管理对策的讨论。本文通过对1022名雇员心理契约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对不同性别、年龄、学历的员工的心理契约差异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对如何维持良好的雇佣关系提出了建议。     

唐代契约的动态考察——以《赵江阴政事》和《李娃传》为中心

《赵江阴政事》中东邻与西邻订立的“契书”、《李娃传》中东凶肆与西凶肆邀立的“符契”,再现了唐代特定契约的完整过程。订立契约的前提是当事人的现实需求,当事双方就契约的细节进行谈判是订立契约的第一步,把谈判结果文字化并核实无误、当事双方及保人或见人签押,契约便正式具有了法律效力。如果契约能够顺利履行,官府一般不会过问;而一旦出现违法、违约行为,官府要依据双方订立的契约和国家法令进行处理,对违法行为以惩治为主,对违约行为则以调解为主。契约在唐代民间经济活动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唐代商人具有较为普遍的契约意识。     

金融消费者视野下保险人之说明义务

现代保险以定型化契约运作,对消费者投保人产生资讯不对称之情况日益严重。为平衡双方当事人之缔约地位,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合同的射幸性,应要求保险人尽说明义务以调整双方当事人之关系。保险人说明义务为契约附随义务,存在于契约订立前及存续期间。保险人应就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风险等与金融消费者权益相关之重要内容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方式以书面说明为主,口头说明为辅。保险人之说明行为应具有真实性、全面性和准确性,违反该义务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契约自由”能否成为我国合同立法原则之我见

“契约自由”,是指双方当事人自由签订任何内容的合同。文章阐述了“契约自由”法律原则从产生、强化到削弱演变的根本动因,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不同客观条件变化的必然结果。文章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合同关系的性质和特征,认为“契约自由”不宜作为我国合同立法的原则,但应借鉴其有益的成份,服务我国的合同立法。文章指出的我国合同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合法原则;宏观调控下的自愿原则;平等互利和协商一致原则。     

“婚内强奸”的犯罪化路径研究

婚内强奸在中国应不应该犯罪化,是一个必须在法理学层面进行演绎推理的价值衡量问题;婚内强奸在中国应该如何实现犯罪化,又是一个应当在法经济学层面展开周密论证的成本效益问题。婚内强奸犯罪化既涉及夫妻双方的两性利益冲突,同时也是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主动干预。所以,从本质上说,是否应当对婚内强奸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以及如何规制,其实就是在探索如何确保"婚姻契约"与"社会契约"当中各方主体的权益达到最佳平衡。从社会现状来看,单一的犯罪化路径难以充分发挥刑法规制行为、保护法益、保障自由的作用,因此,既要通过立法犯罪化,同时也要进行司法犯罪化。     

论道德心理契约:概念、本质及意义

道德心理契约是道德双方基于彼此的道德期望所形成的内隐协议。道德心理契约根源于并反映着道德自身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其本质体现为道德心理层面主体间的对话与互动。面对社会关系去道德化、道德关系去内在化的现实,建构道德心理契约即是建构道德关系的内在维度,对人际交往具有底线意义与调节作用。     

论不起诉契约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意思自治、私法自由精神在私法中逐步被贯彻,民事诉讼中可以被契约化的对象不断增多。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不起诉契约,学界对其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不起诉契约具有私法行为的性质,主要产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即一方当事人获得了私法上的请求权。不起诉契约是处分权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与民事诉讼"定纷止争"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起诉契约符合契约成立的一般要件,包括:主体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以间接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为目的;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真实;只能在诉讼外达成;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不起诉契约不仅能够促进纠纷的合意解决,真正化解矛盾,还能够促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节约私法资源。     

公法责任岂能“私了”

2011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免罪符不免罪,10万元退不退?》,引发读者对当事人刑事和解协议效力与司法定罪量刑之间关系的种种猜想。众所周知,在刑事法领域,刑法是规定什么是犯罪、犯的什么罪,以及依据特定的罪刑关系确定     

从关系契约解读劳动关系的特性与制度

关系契约理论解释了劳动关系的多重属性,以新的解释视角克服了古典契约论的缺陷.虽然契约始终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但劳动关系是一种长期契约,具有不完全性,选择、交换和未来意识共同交织于一体,关系规范、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着劳动契约.用关系契约解读劳动关系,能够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界定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为劳动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行政契约的界定——公共利益本位论视野下的再思考

公共利益本位论认为行政法所体现和调整的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行政契约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与相对人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它具有诸多特征,与单方行政行为和民事合同具有显著区别.在行政契约中,公共利益本位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个体差异与心理契约违背感知的关系及对管理的启示

心理契约是影响员工工作行为和态度的重要因素,员工的心理契约被破坏后,它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绩效、满意度等。文章分析了个体差异在心理契约违背感知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个体差异与心理契约违背感知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组织在心理契约管理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契约的履行与重新磋商

契约分为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所有契约都包含了对支持他们的履行机制的规定。完全契约的自我履行实际上得到了强制性履行机制的有力支持;交易频率较高的不完全契约的自我履行则主要依靠个人履约资本。当自我履约机制出现失败时,第三方私人履行机制往往首先被动用。而公共强制性履行机制则是对私人履行机制的有效补充,它的作用主要在于促使交易双方形成稳定的预期,保证私人秩序的可信性,并在私人秩序失败时提供辅助性的措施。现实中,大多数的契约安排都是通过公共和私人秩序的混合机制得以履行的。但并非所有的契约条款都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履行,当未来事件远远超出预期时,当事人就会对初始契约进行重新磋商和调整。     

《公民》教学参考资料——严重违法

刑法的适用范围刑法的适用范围,指刑法的效力范围,即刑法对什么人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实施的犯罪有效。我国刑法对适用范围的规定有:①对地域上的适用范围。凡在我国领域内(包括领土、领水、领空)犯罪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我国刑法。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在我国船泊或者飞机内犯罪的,即使我国的船泊或者飞机不在我国领域以内,也适用我国刑法。第     

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与衰落

契约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之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在于个人自由意志受到尊重,其衰落则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平等地位的丧失。国家为了克服因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契约实质上的不平等,通过立法或判决的手段,来确立契约义务的内容,或者填补契约义务的缺陷。     

新刑法关于刑事管辖权的修改

新刑法对我国刑事管辖权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管辖问题.原则上规定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都适用我国刑法,取消了以犯罪地法律为标准的规定,增加了有关特殊主体的刑法域外效力的规定.二是普遍管辖权问题.新刑法第一次在我国刑法法典确立普遍管辖权制度,有利于我国行使国家主权、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犯罪作斗争.     

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立法大致可以分为单行刑法、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八)》三个阶段.从整体上看,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呈从严趋势,但仍有保护不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模式、法定刑设置和犯罪种类规定上.未来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前景应是法益保护范围的扩大和提前,这主要是基于食品行业风险、经济刑法全球化以及刑事政策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