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端

“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也是中外小说“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之一，并在“传统与发展”的意义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端的重要背景和叙事要素。     

传奇叙事传统与徐訏和无名氏的现代都市传奇

传奇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始终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方式的生成和发展。徐訏、无名氏的小说创作,在上海这一＂传奇＂时空的映照下,自觉适应大众消费的通俗文学需求,努力采用通俗而传统的传奇写作和叙事策略,在超越日常的＂浪漫想像＂中营造出一种奇异的＂欲望化叙说＂,以其对传奇叙事传统的成功承袭,形成了具有深刻＂中国经验＂的现代都市传奇。     

论库普林小说中的儿童叙事

库普林小说中的儿童叙事,既有对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儿童叙事的继承,也有发展。儿童叙事营建的家庭空间使其具有深厚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对贵族儿童和底层儿童的叙事在延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小说中儿童叙事的特点外,在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上都有了更加广泛的拓展。对儿童成长的叙事也不同于传统的英美文学中儿童成长文学,不仅涉及到儿童成长的悲剧性,也融入了宗教的因子,将"奇迹"引入儿童的成长叙事中。     

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

在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基督教文化深入影响其符号层、结构层和功能层等各个层面。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既是内外两股力道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使然。     

论刘醒龙乡土叙事的美学特征——兼论当代乡土小说的历史化倾向

自从20世纪以来,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发展和思想艺术变革,中国文学的乡土叙事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几成共识,即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叙事方式只能囿于审美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刘醒龙以其独具个性的创作,为中国乡村叙事增添了可凭谈论的新资源。从内容上来说,刘醒龙的创作分为城市题材小说和乡土题材小说,但后者的成就远远超过前者。刘醒龙的创作有着丰富的乡土文学内涵,且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含义,乡村、乡土构成了刘醒龙创作的核心关键词。本文拟从"乡土叙事"的角度,对刘醒龙的创作道路作一个整体的梳理,并将之置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实际语境中,探讨刘醒龙乡土文学创作的意义。     

互动中的叙事模式--中国20世纪20年代雅俗小说形态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雅俗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互动现象,具体表现在讲听模式与写读模式、情节模式与情调模式的转向、互动.叙事模式的互动不仅加速了通俗小说借鉴现代新小说的过程,促使了通俗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且促进了新小说的民族化叙事风格的形成,从而对现代小说格局的多元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真”在抒情小说内容和视角上的独特体现

对于文学之"真"的创作追求,写实叙事小说以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为目标,抒情小说则以表现主观世界的"真实性"为己任.本文从抒情小说自诞生起所表现的主要内容和作家创作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抒情小说在内容和视角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写实小说的一种真实性,并指出抒情小说内容上对"真自我"、"真性情"的抒写和叙事上所采用的"回忆"视角,不仅是形成抒情小说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创作主体建构抒情小说文学价值的独特、有效方式.     

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的叙事功能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小说绣像并非总是仅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而存在,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作为图像的存在常常具备着独特的叙事功能与价值。如果我们从小说史实际出发,兼顾口头及书面这两种小说叙事方式,那么绣像对于小说叙事的具体干预至少包括其对说唱伎艺的参与、对文本的建构、对叙事之触发与辅助这几种具体方式,这大体能反映出中国古代小说绣像参与叙事的主要方式,亦是我们以图文关系、图绘内容为中心对中国古代小说图像叙事内在机制考察的重要突破口。     

莫言小说叙事视角实验的反叛与创新

1985年,莫言发表了10余部中短篇小说,进行了出色的叙事视角实验,对传统的叙事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和阅读感受,总结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视角类型。莫言在不同小说文本中尝试使用不同叙事视角,也在同一小说文本中变换使用不同视角叙事,这些叙事视角实验对传统的叙事方法进行了大胆反叛,为他后来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和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并显现出他此后创造的整个文本艺术世界的一些主要叙事美学风格。     

论文学中的"纯态自然观"——以德莱赛和池莉为中心的研究

德莱赛是20世纪美国文坛纯态自然观的杰出代表,其力作<嘉莉妹妹>堪称美国文学史上"摧毁高雅传统的第一声".池莉是中国新写实小说的领军人物,其作品不同程度受到纯态自然观的浸染.与德莱赛一样,作品拒绝主观情感的介入、采用生活流式的叙事方式和原生化语言,扩展小说的创作内涵,彰显"以真为美"的艺术魅力.     

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述评

乡土小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继承与延续,也是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立足于中国本土,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含强烈的悲剧意识,在表现手法上克服了"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真实的再现了20年代社会的风貌,开拓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新路,不仅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重要文学现象,也是现代小说不容错过的课题。它所创造的小说散文化倾向也为小说样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空间形式: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

长期以来,叙事学理论对时间问题关注较多,对空间问题着力甚少。在关于现代小说叙事结构“空间形式”的探讨中,其“空间”非指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的物件或场所,而是一种抽象空间、知觉空间、“虚幻空间”。只有在完全弄清楚了小说的时间线索,并对整部小说的结构有了整体的把握之后,这种“空间”才能在读者的意识中呈现出来。构成现代小说空间形式的要件是时间,或者说时间系列。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创作伟大小说的条件,也是未来小说发展的趋势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叙述

教科书是建构国家性"想象共同体"的载体之一,通过国民的共同阅读可产生和形成具体的国家形象。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的"书写文化",可以看到新生政权从政治制度建设向政治文化传播的向外延展,亦可以反思这一叙述方式背后的"新中国"建构。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的国家形象叙述包括国家象征的编码、历史叙述的整合以及国家认知的建制。基于对三种叙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国家形象并非单维的观念性存在,而是"点线面"融合的结构性产物,并呈现出一种非西方化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机制和话语建制。     

我国“内生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必要与可能

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需要建构适合自身伦理文化特征的"现代性"话语,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更能够凸显出"现代性"话语的内生之路。然而,探索我国的"现代性"发展,往往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话语所遮蔽,似乎被"外缘现代性"发展模式所主导,难以凸显出伦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内在推动力。通过考察传统伦理秩序的演变与"现代性"的生成机理,对我国早期启蒙思想所蕴含的"现代性"萌芽进行深入分析和判断,充分表明中国具有"内生现代性"的伦理文化潜质。尽管这种潜质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所压制,但经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我国建构出以"内生现代性"为主导的话语模式。     

"黑面纱"下的扭曲人性——试析霍桑的《教长的黑面纱》

美国作家霍桑在他的重要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中,通过描述胡伯牧师为掩盖其罪恶戴上黑面纱,以及教徒们对黑面纱的种种反应,告诉读者,每个人都有罪恶的念头、犯罪的冲动,都有不为人知的黑暗与秘密,哪怕是"圣洁的牧师",这是人性的阴暗面,是压抑与扭曲的结果.从社会历史背景、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方面对该作中人性的扭曲与阴暗的有关...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宽与严

随着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作为我国重要基本法之一的刑法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有刑法典做了全面、系统的修正,回应了新时期、新形势对刑事立法工作提出的新挑战,同时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宽严相济”的法律思想。此部修正案兼顾了“严”与“宽”两个方面,既强化了刑法对社会治安大局的控制力,增强了公众的安全感,又有益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和谐稳定。可以说,刑法修正案（八）真正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     

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与消解--论"前先锋派"小说的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写"城市文化"为代表的"前先锋派"青年作家群,如刘索拉、徐星等,以强烈的叛逆精神,从生存方式的批判角度,挑战权威,消解正统,其作品刻意表现平庸、荒诞、滑稽,以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焦虑与迷惘的情绪.其文本叙事广泛采用反讽与黑色幽默的表达技法,在揶揄调侃中达到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和消解.     

曲译“忠贞”：《巴黎茶花女遗事》对晚清贞节观念的新演绎

《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中,译者林纾不但用古文笔法重塑了＂茶花女＂的忠贞形象,更对妇女忠贞评判标准做了巧妙的演绎,使＂贞节＂评判的重心不在＂性贞＂,而是转移到＂情贞＂上,肯定以＂真挚之爱＂为核心的两性道德,拉开了五四前后贞节观念辩论的序幕。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ilitary thinking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roots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a heated debate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academia about traditional strategic culture and its impact on modern military thinking.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ilitary traditions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e authors generalize dispariti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ilitary traditions in the following paradigms: ‘justice’ vs ‘interests’, ‘human factors’ vs ‘weapon factors’, and ‘stratagem’ vs ‘strength’, and make an effort to trace them to their ancient philosophical roots. In their view, the Chinese military tradition focuses on ‘man’ by stressing ethical and moral dimensions in war, valuing ‘human factor’ more than ‘weapon factor’ and preferring victory won by wisdom to victory won by brutal force. The western strategic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shows its emphasis on ‘material’ by centering on interests, weapon factor and strength in military calculations. As culture legacies, these distinctive preferences still exert influences on modern strategic thinking and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健康促进与生育文化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除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外,“健康”因素对其影响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因素不仅是形成传统生育文化的原始动力,同样可以作为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转化的动力。不论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通过健康促进对生育文化的转化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导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