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型立法”研究

近些年来,一种新的立法现象正在形成,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管理型立法的立法现象,我们将其称为促进型立法。促进型立法具有许多新的特征,首先,它是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手段;其次,在现阶段,它将成为管理型立法的重要补充;再次,它倡导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最后,促进型立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也有特殊性。因此,我们认为,促进型立法是人类立法史上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类寻求新型法律规范途径的结果。     

论现代市场经济法律保障体系

作者认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两种调节机制。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的法律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包括多个部门法规范的庞大系统工程。该法律体系的内容构成,包括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结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市场及其他外部环境、经济纠纷与违法犯罪处理共四个方面的法律规范。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应大力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立法;改善和完善各种微观经济立法;应将立法区分具有稳定性的基本性立法与过渡性立法,前者是直接构造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大厦的工程,后者是为最终建造大厦的材料加工制作。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新发展理念与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的互动

新发展理念是科学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是针对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而提出的战略引领,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指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概莫能外。同时,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于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与落实具有特殊功能与重大意义。五大新发展理念为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勾画出了基本内容框架,而法律经济分析表明,必须选择从"低标准"往"高标准"过渡的立法模式。此外,新发展理念视角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践与立法之间必须能够良性互动,并能通过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来检验此种互动的效果,从而促进立法的进步。     

地方立法工作要实行四个转变

地方立法作为国家立法的重要补充，对保证宪法、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对规范、促进和保障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地方立法的现状，我们认为，当前地方立法工作需要实行四个转变。首先，要从以注重立法数量...     

地方立法的新发展观

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导向、规范、保障和强制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完备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新时代倡导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与就业协调发展、法制建设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等理念和观念的前提下,地方立法应当树立新的发展观,以此促进各种传统关系、传统思维方式、传统立法理念、传统协调方式、保守的"平衡"心态朝着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法治方向转变。     

公法体系要以公民的公权利为本

要实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公法体系)的立法规划,应当转变立法思路上的偏颇,在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重心上予以适当词整:从以经济立法为重心,转变到以人为本,以公民的私权利和公权利为本,实行以政改立法和社会保障立法优先的方针.公法不应当只是保障国家的公权力的法,而是规范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法,是公权力与公权利的关系的法.公法不意味着只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应当以人为本,以人权和公民权为本;不应该只是以经济为中心,仅仅是把法律作为对经济保驾护航的工具;应该以宪政的立法为核心,为首脑,而人权和公民权是这个体系的心脏、灵魂.     

德国经济刑法的发展

本文以经济刑法的具体性与一般性概念为基础,记述了过去140年间经济刑法发展的主要脉络.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立法的特点之一是制订了关于在战争以及物资匮乏条件下国家调控和价格管制的刑事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法者力争废除这些刑法规范,自6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刑法改革运动则集中精力重新对经济参与者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刑法性控制.在改革浪潮消退之后,逐个制定的应对性法律与实施(作为新经济刑法之母机的)欧洲法的本国法交相辉映,成为经济刑法发展的主流.     

从我国的经济转型看经济法的立法观及其影响

经济法在调和利益冲突的作用是尤为突出的,其以法律为强制力左右着社会经济的结构和发展运作,是国家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保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都是以国家政治利益作为总的利益观指导经济法立法的。关于国家政治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各个国家的经济立法观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其属性的。经济法的现代立法观始终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中心是调整个人利益及国家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关系。     

论法的生成

法是生成的,而非单纯的国家机构单方面进行的国家立法活动的产物。法律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新的法律创制出来之后,旧的原有的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还会以各种方式作用于新的法律的实施过程,从而导致新的法律的内容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在法的生成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博弈,使法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成为法律的持续"再制度化"的过程。近代以来,国家虽然逐渐强化了对这个过程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使法律本身进一步高度理性化,但是,社会仍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因素,通过法律文本的开放结构,约束着国家的活动。     

知识经济及其全球化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迎接并参与知识经济及其全球化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的需要 ,它将促进中国法律首先在经济法尤其是政府角色定位方面取得长足发展 ,促使中国与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转型与变迁 ,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从而为中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实现提供最深厚的源动力基础。     

论税法的惩罚性规则

传统税法理论认为,经济性和规制性是税法的本质特征,惩罚性就其本身而言并非税收的主旨。但作为现代税法理论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新要素,税法的惩罚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本文旨在对税法惩罚性规则之内涵和产生机理进行分析,以期从税收和税法理论的高度探讨新时代的税法问题。     

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法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法现象缺乏独立的思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法的基本任务认识模糊,理论建构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中国经济法不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在建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门法律.中国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或功能不是调整"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推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为了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是要用法律手段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不是以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或以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而是要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一起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和市场法治秩序,最终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中世纪刑法对现代西方刑法思想的人文指归

提起中世纪西方刑法学,"刑法文明史中的漫漫长夜","蒙昧、残酷、专制"等负面评价遮掩了其应有的光辉。其实,在陷于四分五裂的战争时期的欧洲,强调抑制原欲、注重心灵赎罪、提倡群体理性的教会刑法思想具有特殊意义的人文性与进步性。它以强大的宗教力量使得欧洲刑法观念呈现出空前整齐、划一的状态;这种历经千年积淀而成的刑法文化,维持并传承了欧洲统一的价值观念与信仰体系,对近、现代西方刑法思想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提挈与引导作用。     

论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

经济法是现代经济社会演进和法治发展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既受到一国经济社会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具有民族特性;同时也受到来自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化倾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法的发展离不开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国内国际背景。在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关联互动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我国经济法创新发展的关键。     

中国民法典的品性

现代民法不仅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更主要是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调整来促进社会的进步、推动人的发展的法律,是一部维护人权、解放人性的法律,是建设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法制基础。将民法定位于一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法律,是现代民法应有品性的回归。     

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研究

科技法律是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促进因素。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诱导型、综合协调型三种类型。在中国现阶段,可以采取综合协调型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但又重点依赖政府主导型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来推动节约科技进步与节约型社会建设。根据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类型选择,我们发现中国节约型社会科技法律促进机制目前在科技立法、科技执法、科技司法、科技法律实施监督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必须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完善:第一,与时俱进地推进与完善科技立法;第二,循序渐进地改革与强化科技执法;第三,因势利导地改革与完善科技司法;第四,因地制宜地实施与推进法律监督;第五,竭尽所能地强化科技法制宣教。     

“法律3.0时代”背景下的“法治中国”

按照时间顺序和发展内容，可以对现代法制进行三个阶段的划分，分别用“法律1．0时代…法律2．0时代”和“法律3．0时代”来标识。当代世界，以各国的国家法、国与国的国际法和区域一体化的超国家法为三种法律形态，已经步入“法律3．0时代”。三种形态共存构成了全球法律复杂多样的面貌，三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其中任一类型法律的属性、存在和运行，都会直接受到其他两个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目前面，临从“法律1．0时代”到“法律3．0时代”三重任务叠加的情形。向内，这指向从民主与法制到“法治中国”的全面建设；向外，这意味着应对、合作、参与全球性的法律秩序建设，其中包括法律规则制度、甚至原则理念的竞争。     

疫情防控:经济法的解析与应对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并用;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运用经济法的“两个失灵”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明晰疫情防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大量运用,应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系。基于“以人为本”的“依法治疫”,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减少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及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从而能够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前提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