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指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它适应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而产生,综合地反映了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GDP代表着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而绿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在资源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绿色G…     

基于SEEA体系绿色GDP研究

绿色GDP的概念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1971年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生态需求指标”(ERl),接着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James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Economic Welfare),指出应当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1989年后联合国统计数和环境署与世界银行合作,将环境问题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界定环境资源核算的概念,并在1994年出版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A)》。一些国际性经济组织也进行了绿色GDP的研究,相继产生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真实储蓄、可持续发展等概念。本文结合了我国经济发…     

为发展注入持久生命力的“绿色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但是现行GDP只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没有全面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容易高估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在，国际上一种新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应运而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绿色GDP”。     

转变与创新：从GDP到“绿色GDP”

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森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是以价值形态把国民经济全部活动的产出成果表述在一个极为简明的数字之中,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概括力.GDP的增长率被世界各国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和国家政策效应的主要尺度,可以说,GDP是影响一国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核算指标.但若以科学发展观来衡量,我们就不难发现GDP指标的局限性.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GDP

GDP对于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称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由于GDP指标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物品和服务都是以其交易的市场价值进行核算的,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自然资源被认为是“自由取用物品”,经济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一般也没有相应的市场表现形式,二者都被排斥在经济核算之外。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必须对GDP这一有误的经济活动“指挥棒”进行调整和修正,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其中,实行绿色GDP核算。     

"绿色GDP"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算基础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跨越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传统GDP核算体系的缺陷需要有新的核算基础.绿色GDP指标可以科学合理地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实施绿色GDP要旨也在于推动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我省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思考

所谓绿色GDP,是指从现行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和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实行绿色GDP可以使政府的经济决策更科学、合理,可以带来间接的经济利益,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要使绿色GDP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完善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建立新的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     

GDP与绿色GDP的对比研究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重要经济指标,但现行的GDP存在一定的缺陷.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泛指一个国家(地区)的范围内由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扣除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之后的有效最终结果.绿色GDP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有助于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绿色GDP核算的难题与对策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GDP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实行绿色GDP发展指标.然而在我国,绿色GDP核算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存在包括观念、技术、制度等方面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必须确立以绿色GDP为基础的政绩考核体系,实施绿色GDP的环境资源核算,完善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法律制度.     

绿色GDP核算与山西可持续发展

山西经济结构为重型结构,资源与环境问题非常突出。文章通过对山西绿色GDP核算的研究,提出山西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树立绿色GDP的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完善山西资源开发和环境损耗的经济补偿机制;以绿色GDP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将绿色GDP纳入干部的考核体系中。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