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胜利的非凡韬略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统帅的杰作。前三次是毛、朱指挥的,第四次是周、朱指挥的。纵观这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研究其胜利的深层原因及基本经验,人们可以清晰地感悟到个中的真谛：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秘诀,就在于红军统帅们驾驭战争的非凡韬略和英明决策。     

红六军团西征沿途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影响述略

<正>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重点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本来有希望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越来越不利,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随着国民党军先后占领广昌、筠门、建宁等地,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     

周恩来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贡献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同志一道排除各种干扰,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此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前线负主持战争全责的最高领导人和直接指挥者;坚决抵制“左”倾军事路线,坚持正确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充分利用山区和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范例。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

1930年秋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正确判断形势和敌我态势,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认真做好反"围剿"的政治动员等准备工作;积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化劣势为优势;抓住反"围剿"胜利后的机遇,巩固和发展苏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红军的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试论项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贡献

项英在中央苏区担任领导(特别是军委领导)期间做了许多军事方面的工作,如建立军委总政治部、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积极开展扩红运动、确立"八一"建军节、参与领导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苏区武装斗争的开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项英受"左"的影响,在军事领导方面出现过失误,但他仍是中央苏区时期作出较大军事贡献的重要领导人。     

略述宁都苏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宁都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县份之一,它曾经是赣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是三次反"围剿"的红军主力集结地和主战场之一和中央苏区江西省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红军工人师创建始末

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是我党军事史和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支以“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为发挥工人阶级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作用 ,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阶级骨干力量 ,增强战斗力 ,抵御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 8月 1日红军工人师在瑞金成立 ,肩负着保卫红色首都瑞金的任务 ,故又称中央警卫师 ,在战争中表现了很强的战斗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中央军委将工人师编号取消 ,人员充实到各部队中。     

刘少奇在中央苏区

刘少奇从１９３２年冬进入中央苏区到１９３４年随红军出发长征，在中央苏区生活和战斗了近两年的时间。他用极大的精力整顿和健全了中央苏区的工会组织，指导和发动工人群众努力生产，参军参战，组建红军工人师，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战争。他提出的国营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意见，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和借鉴价值。在同毛泽东的合作中，他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这为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和日后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探索与确立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在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从实际斗争中不断探索的结果,它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也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探索中的反复。＂左＂的一套战略方针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共产国际,需要寻找内部的原因。正确的战略方针,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才最终形成,到遵义会议后才确立。反＂围剿＂战略方针后来得到总结和升华并运用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场。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与人民战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红军之所以确定＂诱敌深入＂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战略方针,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战略退却到根据地内腹心地域,依靠根据地内有利的人民和地理条件来改变敌强我弱的对比,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最终打败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就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略论彭德怀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彭德怀多次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重要会议,参与对红军行动方向的讨论和决策,既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确立＂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正确决策,又在实践中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总前委的战略方针,同主张＂一、三军团分离＂的错误倾向和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对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再研究

对于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组织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史学界的评价历来是基本否定的,认为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体上得不偿失,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时间。但事实上东方军入闽作战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是推动第十九路军加快了反日反蒋步伐;二是扩大了中央苏区的区域;三是获取了大量粮食、钱款和军用物资,壮大了红军队伍;四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党和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央苏区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央苏区医疗条件极差,疫病流行。为了保障人民健康,医治伤病兵,提高红军战斗力,苏维埃政府通过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开设红军医院和地方医院、创办医护学校等一系列措施,使苏区军民提高了卫生文化素质,战斗力大为加强,形成了军民同心协力反＂围剿＂的铜墙铁壁。     

中央苏区红军西路军行动的积极意义

中央苏区红军在赣江流域分为东、西两路军后,西路军改变了中央原定的战略方向和战略中心而形成新的战略行动,并非完全是“左”倾路线控制下的产物,由此对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发展也产生了特殊的积极意义。西路军以西线战场的开辟配合了东路军的胜利进军,为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准备新的反“围剿”战争创造了条件;在推进根据地发展中增强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相互联系的战略力量,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整顿河西苏区肃反扩大化中挽救和凝聚了革命力量,增强了革命队伍的信心;在具体战争实践中形成了符合革命实际的战略基点和战略战术原则,成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新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并且决定除中央苏区外,其他苏区也须建立党的中央局。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曾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早日成立。1931年5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先后3次开会,批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并且于1931年11月正式批准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中央红军开辟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解决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四个重大问题即:走什么路,建什么党,建什么军,遵循什么样的思想路线?从而初步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涵和框架。其主要内涵为:一是开辟了中国革命新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二是制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纲领及其各项原则;三是确立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四是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红军长征与人民军队形象的构筑

军队形象是军队外部特征、行为表现和内在精神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印象,是构成军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及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红军遭遇了极为艰苦的生存条件和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尽管环境十分艰难,但红军以其特有的方针政策和实际行动向社会各界展示出了良好的军队形象,主要表现在不怕困难,勇于开拓,敢于斗争;信仰坚定,坚决听党指挥;实事求是,有勇有谋,善于打仗;纪律严明,拥军爱民,军民团结等方面。     

坚定的信念 光辉的青春——向长征时期的红军青年学习

正当我们热烈庆祝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的时刻,迎来了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四十六周年。红军万里长征,征途艰险,但由于遵义会议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正确领导,出现了由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的伟大的历史性转变。长征,便成了赞颂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使革命由挫折转向胜利的不朽的英雄史诗。它不仅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也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我们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新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努力实现党的十二大所制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的过程中,人们将会继续从中汲取信心和力量。在四十多年前,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结果,使我们党和红军没有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先后被迫离开了原来的革命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中的广大共青团员与青年指战员,在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