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的新探索——序徐杰舜著《中国民族史新编》

杰舜近著《中国民族史新编》行将问世。[注]付梓前,我有机缘读到书稿,深感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之作。研究民族史,也如研究一般历史一样,不能不考虑如何处理“史”、“论”关系。这个题目,六十年代曾经广泛讨论,有过“史论结合”、“寓论于史”、“论从史出”等提法。同时,多数意见都认为,“以论带史”的口号必须否定;用当时翦伯老的话说就是“予以废除”。我个人的理解,史     

史论关系:别忘了现实实践

许多史学论著都是以史、论结合的形式问世的,而且,历史学的未来发展,亦将受制于这二者结合的形式、结构和基础。为此,重新认识史学界讨论多年的史、论关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演进是不无裨益的。一史论关系必须置入历史认识的主客体整体网络中。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史”实际上就是历史认识(史学研究)的对象即客体。它包涵两个层次:一是指有关历史的记载与描述,如文献、古物、碑刻等等;一是人类过去发展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前者总是后者的表现层次,后者却是人类可以不断地加以认识、阐述的潜在层次。从历史的表现层次来看,记述历史事实的文献文物资料,已渗入了许多那个     

刍议正确处理史料与观点的关系

新编初二思想政治教材在史实、文化、民俗等方面有较多介绍,加强了史论结合,做到了论从史出,从历史事实中揭示有关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增强了教材的说服力和生动性。这增加了教师在教学中处理史料与观点关系的难度,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把思想政治课教成历史课。笔者认为,避免初二政治课与历史课雷同,有待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第一,把握初二思想政治课的特点,理顺史料与观点的关系。初二思想政治课是怎样一门课程?前言明确指出:“它将向我们讲述社会发展的常识,介绍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般过程,介绍社会发展的基础知识、基本     

从客观到非理性－近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主义”主体意识的上升，在“文明开化”思潮的影响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实现了近代化的学术转向。不少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认真系统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及作品，许多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在中日学术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然而，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愈来愈多的研究家抱有日本国体神圣论、民族优胜论而轻蔑中国。在日本东洋史、支那史学者及一些反动的日本文人论著里．充斥着大量的侵华史论，并且一个特殊课题——“满洲学”也由此发达。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背离了历史科学的客观主义原则，有的甚至任意捏造和曲解有关历史．遭到历史的唾弃。     

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

翻译史研究是主体对客观翻译史的系统认识,覆盖了翻译史实践、翻译史学实践(翻译史论)和翻译史学理论三个研究层次。译史实践是对翻译活动与翻译思想的历史描述;史学实践指以理论为指导对翻译史资料的系统分析,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认识;史学理论则以前二者为对象,对翻译史论和翻译史研究自身问题进行理论探索。这三个研究层次循序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与提升。文章详析了翻译史各研究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负责的具体内容,并指出中西方的翻译史研究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呈现不均衡的态势。     

理论创新视域下“两个结合”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本文认为,需要从“结合”的哲学意蕴来看待“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方式,“第一个结合”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向度,“第二个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维度。通过历史和现实分析,“两个结合”在理论创新中展现的世界观,体现为立足现实、立根中国的实践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同时,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之间环环相扣的统一性。     

中共党史学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有一些误区,值得我们尊重历史事实正本清源.关于真党史与假党史的疑问、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服从决议与服从真理的一致性等等均说明,党史研究要与时俱进,应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陈寅恪与清华“新史学”：教研取向与治史方法辨析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陈寅恪的治学风格与蒋廷黻所倡导的“三个并重”的清华“新史学”取向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陈寅恪的治史取向和方法特征体现在：具有中西兼综的学术视野和多种语言文字能力，能够广泛使用中外史籍材料和各种语文工具来研治历史，强调史料是治史的基础，反对脱离史实的“微言大义”；既精于考据，又善于会通和综合，主张在史实中求史识，能够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提出通识性见解；既能以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发展演变，对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持肯定态度，同时又强调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反对以西方的理论假说对中国历史作任意解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陈寅恪既是清华“新史学”取向的同道者，也是“新史学”方法的践行者，陈寅恪及清华史学共同体的治学取向与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反映论:历程、原则和命运

近年来,认识论研究有两个热点,一是主体性问题,一是认识的本质问题。然而,这两者都是由“反映论”所引发的。在这一时期内,“反映论”特别是“反映”范畴成了一些研究者批评的主要对象。有人认为反映论不过是“照像理论”;有人则认为反映论不能避免消极直观性,等等。一句话,“反映”范畴不能揭示认识的本质。与此相应,学术界突现了“选择论”、“建构论”、“创造论”等各种不同的认识学说。我们认为,     

简论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兼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性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但由于受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影响，人们一般都把认识论只当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而忽视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毛泽东虽然也受其影响，时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样的提法，但他在展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内容时，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阐述了认识的起源、基础、动力、本质、过程等一系列认识论…     

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今年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60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5月初,全国80余位学者聚集在古城南京,就“两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地位、主要内容、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仅将有关“两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讨论的主要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两论”的历史地位 有的同志认为,“两论”是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理论表现,是奠定我党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的著作,     

邓小平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特点

理论的创新有赖方法的创新 ,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阶段以“社会主义初级段”概念为逻辑起点 ;从生产力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和构建社会主义理论 ;“猫论”与“模论”结合的思维方式。     

游戏与图像——略论赫伊津哈的两个命题

任何与游戏命题相关的研究都无法绕过赫伊津哈的“游戏论”,游戏论代表着文化批评的一种范式,作为对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该命题影响了无数学者,也是赫伊津哈的文化观念的集中代表.赫伊津哈的另一个命题是贯穿学术生涯的“历史图像”,这一命题召唤出了历史研究中以图像为基本论证要素的“图像证史”方法和理论,在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背景下,赫伊津哈的历史图像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因此,在赫伊津哈的诸多理论中,“文化游戏论”和“历史图像观”两个命题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少数民族经济论

少数民族经济论李瑛在民族工作中，许多同志弄不清“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区别，认为“少数民族经济”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替代“少数民族经济”，有些搞理论的同志不承认少数民族经济，只承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这些认识...     

主权与管辖权不容混淆

自从李登辉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后,台湾当局在其“书面说明”中声称:这是“从政治、历史与法律的观点”对“既存事实”的说明。事实证明,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论”恰恰在政治、历史与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李登辉妄图把暂时对台湾的统治或管辖说成是对台湾的主权,作为其“特殊国与国关系”的理论依据,这是颠倒是非,混淆国际法关于主权与管辖权的概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趋同论"的几点思考

20世纪 40 - 80年代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趋同论” ,在一般含义上是指当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差别将逐渐消除 ,“两制”将发展为一种新制度 ;在具体含义上 ,是指“两制”根本区别之外的体制成分的趋近。“趋同论”是在观察当时“两制”表面现象基础上对“两制”关系发展趋势的一次初步的、肤浅的把握。它虽有片面性 ,但不失为对“两制”关系予以认识的全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今天的任务 ,是理论联系实际 ,把对“两制”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向深入。     

“两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展望——湖南省哲学学会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概述

1987年7月23日,湖南省哲学学会召开了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两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两论”的科学价值、“两论”研究的发展方向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一“两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关系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产生于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从理论上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危害,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仅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把握和运用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的五维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实践基础,并提出崭新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域把握和运用党的理论创新规律,是新征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现实要求。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人民至上为价值理念、以党百年奋斗成就为历史基础、以时代需求为现实依据。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文化、价值、历史、现实五个维度把握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发机制,是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认识、在新时代谱写理论创新崭新篇章的基本逻辑。基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以“两个结合”推进“两化”、以“两化”论证“两个行”,是党的理论创新之经验和要求。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和问题导向,不断创造具有体系化和学理化的科学理论,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再论超越货币本质"一般论"与"特殊论"的对立——就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与卫兴华教授商榷

回应“货币的本质规定究竟是什么?”的批评,需要重申并集中阐释“超越货币本质‘一般论’与‘特殊论’的对立”中的一些观点:不仅要看到货币商品的“一般性”,而且要看到它的“特殊性”,还要超越货币本质“一般论”与“特殊论”的对立,在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从人与人劳动的社会联系的层面理解和把握货币商品的本质规定;在货币的本质问题上,不能以“一般论”排斥、取消“特殊论”。     

毛泽东“三个世界“论与邓小平“东西南北“论之比较

“三个世界”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他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对国际形势作出的科学概括。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极大地丰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论 ,提出了“东西南北”论。了解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对进一步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发展趋向和我国国际战略 ,外交策略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两个理论是不同时代的产物 ,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下的产物。二战后 ,世界格局伴随着各方实力的消长而发生着变化。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 ,国际社会突破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 ,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