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伦理责任的三种主体

科技伦理责任的主体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社会公众等三种。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责任包括职业伦理责任和社会伦理责任两个层面,其社会伦理责任在于预见、通告、建议。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的伦理责任是预防、保障、决策。社会公众应承担关注、了解、参与的伦理责任。     

推进科技伦理多元治理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简称《意见》),强调完善政府科技伦理管理体制,压实创新主体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发挥科技类社会团体的作用,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求,建构政府、创新主体、科技类社会团体、科研人员四位一体的科技伦理治理框架。     

低碳科技伦理风险审视

低碳科技是在科技经济与资源环境悖论凸显的背景下产生的。低碳科技凝聚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必将给社会生态系统带来福祉与多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低碳科技伴随着伦理风险的客观性、隐蔽性与相对性等特质。低碳科技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科技理性的滥用程度、"漂流的"道德责任是其伦理风险的主要成因。为此,构建科技伦理生态,强化科技执业人员的伦理责任,加强企业、政府、科学共同体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引入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等必将成为发展低碳科技的重要指向。     

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文化价值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体现在科研道德、社会责任意识、社会伦理价值观这三个层面.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彰显,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它有助于推进科学诚信,实现科技的公平竞争;有助于加强科技风险意识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有效减少和规避科技负面效应;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的价值引导,体现人文科技观.这些,都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良性互动.     

科技伦理：风险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在现代社会确立和倡导的科技伦理规范主要包括：加强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意识,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正确处理伦理约束与科学研究自由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对话等。     

试论当代科技伦理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当代科技活动必须依靠科技伦理加以必要的规范和调控,当代科技法制体系必须依靠科技伦理提供必要的补充和保障。科技伦理应重点关注并抓紧推进以下两个方面的创新:对基本科技伦理规范的创新,对重大科技领域的伦理规范的创新。当前构建与创新科技伦理体系的两大核心任务是:确立人文关怀规范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确立生态关怀规范与科学家的生态责任。     

现代科技的本质追问与道德建构

现代科技不是外在于人的成果,而是有生命体的人正在从事着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科技活动源于对世界的科学认知,本身负载着价值,科技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规范的道德责任应该是一致的。当代科技主体在发挥其社会功用时,应当遵循协调利益公正的基本伦理原则,实现科技人性化,用人性主导科技。     

略论当代中国责任伦理建设

本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丰富的责任伦理资源,但与韦伯所言责任伦理应有所区分,由此提出挖掘中国传统责任伦理资源、建设当代中国责任伦理的几点建议。     

行政发展视域中责任伦理的价值向度

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认为行政责任伦理内在价值向度转换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威尔逊的无道德行政、马克斯.韦伯的个体先在的责任伦理、罗尔斯的社会道义的公共责任伦理、后罗尔斯的公共伦理与个人伦理相统一的责任伦理的变化。同时,本文认为,行政责任伦理的研究内容包括责任伦理理念、责任伦理要素、制度(规则)伦理三个方面,行政责任伦理的特征表现为:应然与实然相统一、非自律与自律性相统一、公共伦理与个体伦理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之困惑

乔纳斯的责任伦理是针对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中的责任是一种预防性责任,或前瞻性,或关护性责任,是一种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这种对责任概念的新的诠释正是乔纳斯的创新之所在,但也恰恰是这种创新,为责任伦理带来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困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责任主体悬置;科技后果的难以预测性使责任伦理的“积极指导”可能受挫;缺乏可靠的责任主管和相应的制裁机制,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对特定的价值规范或终极价值目标缺乏严密的论证,使其理论根基不牢。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论政府的责任伦理

政府责任伦理是民主政治中责任机制的重要内容。对政府责任进行控制,走出责任困境,促进责任行政,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培育政府的责任伦理。责任伦理以政府的代理信用为基础,它表现为承担责任的主观自觉,它是防范责任风险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一种公共权力伦理。政府责任伦理的形成与维持,既要依靠政府责任主体自身的德性修炼,也需要培育责任主体的伦理共识和责任能力,以及对政府责任伦理进行制度约束。     

责任伦理:我国企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点

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繁荣的同时负面影响接踵而来.由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首先提出了责任伦理的概念.责任伦理提出行动者必须考虑自身的行为后果并为之负责.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企业,应该注重责任伦理建设,由此推进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网络社会伦理责任

郭卫华撰文指出,网络社会伦理责任是适应网络时代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道德要求。所谓网络社会伦理责任,是指参与网络活动、具有意志自主能力的行为主体,基于一定的客观利     

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

科技在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推力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蕴含争议技术风险、系统性风险、弱化情感交流风险、伦理风险和审美风险等多重技术关联性风险。对科技伦理的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的伦理挑战、全球科技伦理的发展诉求等不断呼吁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立。要从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伦理引导、切实发挥制度化伦理辩论基础作用、主动把握科技政策公共导向、批判借鉴国际科技伦理经验四个方面,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     

论网络伦理责任对网络伦理困境的超越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生存空间——"网络社会"。网络社会在推动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伦理困境。其实,这种伦理困境最为本质的道德根源就在于网络社会伦理责任的缺失。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凸显和强调伦理责任的道德价值是我们走出伦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网络社会责任伦理论纲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增加了人类活动的自由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社会责任伦理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网络社会责任伦理主客体的基本界定出发,阐述了网络社会责任伦理的基本特征以及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网络社会责任伦理的实践途径:提高网络媒体的道德自律、提高网络社会行为主体的道德自觉意识以及培养网络社会行为主体的独立判断能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个热点问题及其伦理考量

伦理关系一般说来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就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关系而言，这两个主体通常是指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而企业利益相关者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问题会表现为不同特征。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涉及到的伦理问题分为外部伦理问题与内部伦理问题。     

科技时代人类活动的伦理维度探析

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也造成诸多普遍性生态难题,为使人类活动在合理范围内进行,需要从伦理角度为人类行为划定特定的维度.本文从这种伦理维度的产生、独特魅力及其未来走向等方面对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以期对今天的人类行为给予理性的规划与引导.     

社会风险与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

风险社会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特殊显现,它不仅局限于意识形态范畴,也延伸到社会秩序和公共空间领域,而行为主体伦理责任模糊是风险社会形成与扩大化的深层缘由。为此,必须加强行为主体伦理责任认知教育,提升其主动承担风险后果的意识;厘清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范畴,落实不同社会角色的伦理责任;明晰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行为,探寻风险管理的针对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