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宪法在私有财产保护方面的缺陷及其补救途径--修宪之后的思考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在私有财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即形式缺陷和实质缺陷.对此有三种补救途径:修改宪法的途径,宪法解释的途径,立法法确立的立法监督的途径.本文认为,在强化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方面,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监督途径能够发挥比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更为实际的作用;在宪法监督机制得不到改善的提前下,增补修正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条款,对于强化私有财产保护,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     

论宪法效力与和谐社会

宪法效力是指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对社会主体的作用力。宪法效力的发挥依赖于和谐的社会环境。社会和谐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需要宪法和法律来调整,宪法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本身就是其效力发挥的过程。     

宪法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冲突

理论上,宪法基本权利冲突的客观性源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权利边界的交错性,但基本权利冲突并不是泛化的,需要受到三种限制。实践中,基本权利冲突的产生是宪法基本权利效力进入"私法"领域并引起宪法诉讼格局变化的结果。宪法诉讼中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进路分为"判断"与"选择"两步,学者在关注后者的同时也应对前者予以足够的重视。     

宪法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刍议

宪法诉讼应指司法机关依据宪法规范,解决整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与纠纷的制度。宪法诉讼与行政诉讼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又有着相互促进与推动的紧密联系。     

宪法诉讼在中国实施的土壤及其障碍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权利意识提高,对于宪法诉讼这一直以来的制度追求意识越来越强,而我国自从近代西学为用后,西方思想的传播也为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基础。但是,在当前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仍然有一定的阻碍,如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保守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冲突等等。     

浅析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是指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由一定的主体对宪法的内容、含义及其界限所作的一种说明。宪法解释理论主要涉及宪法解释的概念、体制和原则，笔者在对上述概念梳理的基础之上，进而深化和完善宪法解释理论，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些许思考。     

论中国宪法私法化——兼论宪法解释体制改革

所谓"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诞生,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热烈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论题之一就是宪法在私法领域的适用.本文将在前辈讨论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中国宪法私法化的必要性、私法化道路上的障碍以及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法,并将重点讨论宪法在私法领域内适用的必要步骤之一--宪法解释体制改革.     

印度1975年紧急状态的宪法解释

独立后印度史上唯一发生的一次宪法中止,是由在印度宪法制定时期,在国家统一、建立民主与社会革命之间关系这个重大的发展战略问题上认识模糊不清,以及印度宪法过于柔性的宪法修正程序所根本造成的。而其最终以和平的方式、代价较小地结束这种紧急状态,却是因为在尼赫鲁时期宪法初步运行/调适阶段培育出来的宪政民主作风在发挥根本作用。     

作为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宪法环境权

环境权已作为新兴人权被提出,越来越为宪法所保障。虽然我国宪法文本上缺少环境权的直接规定,但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从我国宪法文本中推衍出环境权是较为合理的方式。由我国宪法基本国策条款推衍出的宪法环境权为客观法性质的环境权,赋予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不具有可请求性。由我国的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所推衍出的环境权具有主观权利的性质,具有可请求性。具有主观权利性质的环境权是一种社会权,赋予国家积极给付的义务。     

我国宪法权利的司法实施

社会转型使我国宪法权利案例大量出现,社会需要宪法权利的司法实施.以宪法的名义维权,大量宪法权利争议以行政法案例的方式出现,是对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提出的要求.借助于行政诉讼保护宪法权利,行政制度规则在诉讼中面临挑战,社会迫切要求建立直接实施宪法的司法机制.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宪法保障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近代宪法是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永恒的主题。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我国要通过修宪和宪法解释工作进一步确认一些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要的基本权利,并通过规范国家权力和加强司法救济等手段来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宪法实施视域中司法裁判宪法援引的实证分析

全面推进宪法实施采用广义的宪法实施内涵,有利于将宪法基本原则和宪法规范贯彻落实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是宪法实施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践,因此,对宪法援引的实证研究能够获得宪法实施的直观印象。借助于新兴的大数据技术,检索含有宪法援引内容的裁判文书,对其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析,形成关于宪法援引案件的系统性认知。在此基础上,运用宪法学原理对宪法援引进行解析,以主体为宪法援引的区分标准,将其分解为当事人宪法援引与法院宪法援引两种不同类型,便于深入考察司法实践中宪法援引的具体方式和实际效果,进一步印证宪法援引在推进宪法全面实施过程中所具有的实践价值。     

浅析“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宪法解释

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宪法规定的修改,引发了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我国土地领域中的各种矛盾日趋复杂激烈。许多学者也开始强烈反对这一条文,但诸多问题是否是82宪法第10条所导致的,仍需进一步研究论证。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行依法治国,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不宜轻言修宪,应向释宪模式转变,坚持宪法至上原则,通过法律解释,为82宪法第10条的土地所有权条款寻找正当性基础。     

试论目前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形式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既然宪法是法,而法皆具有可诉性之品格,那么宪法司法化就是理所应然的,从纯理论角度讲,宪法司法化有两种实现形式: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下,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是难以实现的;而以“冒名上学”一案为契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将成为也已成为我国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而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模式。     

保障抑或限制:美、德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及其启示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受到立宪国家的普遍关照.美国注重发挥宪法解释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从平等保护条款中释出了迁徙自由,使得迁徙自由即便未被美国宪法所明文确认,亦获得了宪法层面的保障;德国则主要通过宪法明文规定的方式以保障和限制迁徙自由.美国与德国的立宪实践表明,法治状态下,迁徙自由应在保障与限制之间加以实现,迁徙自由的保障离不开宪法解释,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的迁徙自由保障具有启发意义,德国经验为未来中国迁徙自由的入宪提供了思路.中国公民迁徙自由的全面保障须仰赖于"释宪"的启动与"入宪"的实现.     

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

能动司法本质上是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立法权的侵蚀。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体现了法律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应作为能动司法的边界。依据宪法,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解释宪法,司法机关没有宪法解释权。但通过人大常委会"督宪权"与司法机关"司宪权"之不同层级的分工,司法机关应享有默示的授权以对普通法律做合宪性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即在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之间构筑了联动关系。     

论宪法文本各部分内容之效力

宪法文本各组成部分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是两个互不相同的概念,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将宪法的效力与宪法文本各构成部分的效力混为一谈,影响了宪法效力的正常发挥.因此正确认识和理解宪法文本各部分内容的法律效力就显得迫在眉睫,大有理论研究价值.     

试论我国宪法框架下网络反腐的走向

网络反腐,是在制度反腐作用不显著的境况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辅助的反腐方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网络反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过度强调网络反腐的作用,而试图让它承担起反腐的全部效能,是不可行的。在我国宪法框架下所进行的反腐,应该是制度反腐占主导,网络反腐协从这样一种体制,从而实现反腐斗争的全面推进。     

新中国四部宪法中经济类条款的比较分析

就宪法中是否应该规定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的问题,学界持肯定与否定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在我国,自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开始,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类条款开始被明确写入宪法。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四部宪法承袭了这一传统,它们均对各自所属时期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做了如实的反映。虽数量不同,内容有异,但透过经济类条文在四部宪法文本中的变迁历程,我们能够管窥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中国与前苏联宪法史的思考与启示

目前,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各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也随着社会变化不断修改,而宪法修改正是各国家、各社会不同阶层相互博弈的体现。社会结构变化与宪法制度发展之间正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受物质影响,宪法制度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社会结构形式的变化。鉴于前苏联与我国均为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梳理了中苏的宪法史,希望从中得出启示,以期有利于转型期的我国的宪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