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形成理论:评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本文对联盟形成理论进行了全面回顾与评析,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联盟形成理论主要有两大发展,一是在研究"为什么形成联盟"这个问题上,存在从势力均衡理论到威胁均衡理论再到利益均衡理论的理论演进;二是上述三个理论各自内部的理论深化。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论演进判断标准以及"奥卡姆剃刀"(Occam’srazor)原则,文章对有关理论演进进行了评估,认为从势力均衡理论到威胁均衡理论的发展相对成功。然后,本文提出如何从联盟形成理论及其演进历程中寻求启发,以建构一个简约的联盟解体理论。最后,讨论了联盟形成理论对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启示。     

韩美联盟视阈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

本文对联盟关系中三种"平衡"理论进行了梳理考察,提出了分析联盟成员之间自主性问题的"需求平衡"理论。从层次分析的路径来看,结构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威胁因素,国家层面主要是权力因素,国内层面主要是决策者因素。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联盟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并将最终决定联盟中相对弱小盟国的国家自主性能否真正实现。本文以韩美联盟为考察对象,认为韩国国家自主性的追求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以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为基础实现联盟内平等地位。     

美韩同盟再定义:一种联盟理论的视角

冷战结束以来的美韩关系出现了诸多松散和变动的迹象,然而传统的联盟理论似乎难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也只是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分析视角。本文试图借助于“利益平衡”与“安全平衡”的双平衡作为逻辑分析的基点,从而构建一种“威权式联盟”(authoritative alliance)的理论,并力图以此对美韩同盟当前的演变形态与重新定义的基本方向做出初步的理论分析。     

罗伯特·基欧汉学术思想述评

罗伯特·基欧汉是当代诠释和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在其学术生涯中 ,基欧汉一直身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核心。本文从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度、学术启示等三个方面对基欧汉的学术成就进行评估 ,指出基欧汉的学术生涯缘起于对现实主义范式的质疑 ,发展于对现实主义范式的批判 ,成就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的建构 ,辉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 (尤其是其构建的国际制度理论 )与新现实主义之比肩主导地位的确立。基欧汉的学术发展历程以挑战现实主义为开端 ,以新自由制度主义获得比肩地位为中点 ,以积极迎接建构主义范式挑战为当前形态。他所创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不仅是架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术桥梁 ,也时刻保持着开放的形态 ,借鉴和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的最新成果 ,及时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     

国际政治经济学刍议

本文从理论的定义出发 ,逐一分析了现存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流派。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建立一门国际关系的综合理论的重要一步 ,但是其本身的理论建设却很不成熟。本文以为 ,还原理论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国际体系的特征 ,也就无法提出一个核心变量。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只能描述国际体系内政治与经济作用的某一方面 ,而不能解释体系内的国际关系。国际制度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变量不够有力 ,都难以成为统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只有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概念可以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变量 ,而它的作用为霸权稳定理论和结构现实主义所证明。     

建构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吗?

长期以来,建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但这是一种极大的理论误解。建构主义本质上不是一种用以阐释和指导实际政治运行的国际政治理论,而是一种用以指导我们进行理论构建的元理论立场,是有关社会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如果理性主义作为元理论立场可以和不同的政治世界观相结合,形成理性现实主义和理性自由主义之不同的国际政治见解;那么,建构主义作为与理性主义相对的元理论立场,同样也可以与不同政治世界观相结合,并最终形成可称之为"自由建构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的不同国际政治解释范式。     

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联盟管理过程中盟友之间互动的动态机制。通过归纳和推理,笔者发现,联盟维持和管理的机制是相互制约,两个变量——盟友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通过相互制约的核心机制影响联盟的命运。按权力对比,联盟可以区分为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按联盟内部的国家意图,联盟可以区分为防御性联盟和进攻性联盟。这样,将至少有四个"理想型"联盟,每一个"理想型"联盟都存在自身特有的互动动态。总的来说,在对称性联盟中,若盟友意图一致,则彼此相互制约易于成功,联盟容易管理;反之,则不易管理。在非对称性联盟中,只有当强国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弱国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时,相互制约才相对困难,联盟才较难管理。文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俄联盟、20世纪中叶的中苏联盟以及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美日联盟作为案例,对本文提出的联盟管理理论进行验证。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

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是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马丁·怀特用来区分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经典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是这三大思想传统对话的产物。从怀特到文森特,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三大传统兼收并蓄,理性主义是他们的思想基础和基本框架,以至他们从维持秩序与和平的角度出发解释现实主义所关注的大国、均势、战争,以国家间个性与共性并存的现实来怀疑革命主义,另一方面,对现实主义因素的肯定使他们看到了政治和军事,对革命主义的考虑则减少了其理论的保守风格。     

欧洲社会联盟实现模式之探讨

至今没有关于欧洲社会联盟统一、明确的概念 ,通常把欧洲社会联盟狭义地理解为欧洲社会政策。笔者认为 ,欧洲社会联盟在广义上可以定义为“欧盟各成员国统一所有与确保平等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相关的政策领域 ,而且是统一在与欧盟整体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水平上”。至于实现欧洲社会联盟的模式 ,已经实施的有“最低水准模式”和“协调模式” ;尚在讨论中的实现模式中 ,“第 1 6国模式”是设立一个超国家的社会福利机构作为可选模式 ;“走廊模式”是为各成员国的总社会保障支出比例确定一个“走廊” ,而“社会福利蛇形浮动模式”是为各成员国的各单项社会保障支出比例确定一个“走廊”。文章最后概述了欧洲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观点 ,并从现实主义视角分析了影响欧洲社会联盟前景的若干因素。     

从全面去合法性到选择性嵌入: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及其解释

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崛起型国家,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突出反映在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均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文章运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文章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更多地依靠弱者的武器;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综合使用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与外部分工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在2015年成立之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依照区域与全球生产分工网络的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得出,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生产分工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已形成了以俄罗斯为核心、具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生产分工网络,但分工层次与水平不高,且成员国对联盟内部贸易依赖性相对较小。在联盟外部生产分工网络中,欧亚经济联盟仅仅在初级产品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在零部件、半成品与最终品贸易网络中仅处于半边缘或边缘地位,产业链分工水平较低,这是由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分析表明,欧亚经济联盟的内部生产分工存在局限性,而分工地位与产业链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培育产业基础能力和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一带一盟”对接则可以为欧亚经济联盟实现上述目标增添新的动力与活力。     

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和对外援助——二战后援助国收益偏好的历史演变

国家的收益偏好选择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争论主要发生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各流派之间。然而,如果将时代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则可以在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矛盾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本文以二战后对外援助的援助国之间关系作为案例,探索二战后国际力量格局、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政治议题转变对国家收益偏好的影响。本文认为二战后的对外援助政策经历了相对收益主导阶段和绝对收益上升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国家的对外援助呈现出竞争性的特征,以追求相对收益为主,双边援助是其主要手段;在后一阶段中,国家更关注绝对收益,各国援助理念中的合作性因素增加,多边援助所占比例上升。     

认知联盟理论评析

认知联盟理论是解释冷战后联盟现实的一种理论倾向。它扬弃了传统联盟理论关于威胁是联盟形成基础的观点 ,认为目前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更多地不是因威胁的驱动而得以维系 ,而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一致性或兼容性的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对利益联系性和共同性的充分认同使这一联盟体系自发地融合和壮大。它不仅超越了传统联盟的特定约束力 ,而且能够使传统联盟在原有威胁消失后继续长期地存在下去。认知联盟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能够像有机体一样通过持续的互动和实践生长和再造。北约东扩正是这一有机体扩展的具体体现。     

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

有关联盟设计与联盟可靠性的既有研究并未充分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联盟的形成、管理、维持和瓦解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反映出国家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考量,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成本与收益的核算、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和降低成本的努力。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对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对另外两个方面则关注较少。文章从联盟的两个功能类型——威慑与援助——角度出发,认为联盟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威慑对手与援助盟友。联盟机制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对于盟友主要是通过复杂的机制提高背叛成本,对于对手则是发出有代价的信号威慑其冒险行为。通过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国家设置更高水平的联盟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联盟的可靠性,但由于国家在联盟中的成本与收益以及降低成本的努力不同,因此,联盟机制的设置对联盟可靠性的影响是复杂且有条件的。     

论韩国核不扩散政策与美韩联盟转型

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包括不进行纵向扩散和防止横向扩散两个方面,具有下述特点:承担不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努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武器化;重视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但韩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仍面临严峻考验.现在如何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是韩国的最大难题之一.冷战结束以来,美韩联盟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之中:在政治上,美韩联盟正由主从型向伙伴型转变;在军事指挥上,由美军主导向韩军自主转变;在作战协同上,将由以美军为主、韩军辅助向以韩军为主、美军辅助转变.美韩联盟向更平等伙伴方向转型有利于朝鲜半岛稳定和南北关系发展,韩国希望与朝鲜达成和平协定的愿望增强.重新部署驻韩美军将加强其作战和机动能力,不排除驻韩美军用于朝鲜半岛以外地区的可能性.美韩联盟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具有双重作用.     

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土耳其问题”——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

大西洋联盟中的“土耳其问题”是指土耳其日益偏离北约战略轨道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北约是安全组织,但土耳其加入该组织既是为了制衡威胁,也是为了实现成为“西方国家”的身份目标。因此,安全威胁—安全供应和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程度均会影响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紧密性。需要指出的是,安全和身份在联盟管理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是决定性变量,后者是辅助性变量。基于对两者的动态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管理模式经历了五个阶段：捆绑、强制、追随、平衡和疏离。当前双方关系的大幅波动归因于联盟管理困境：土耳其因担心“被牵连”而拒绝与盟国保持一致,又因无法实现身份融入而日益脱离西方定位;西方盟友指责土耳其偏离联盟轨道和价值观基础,但又不愿为其提供安全庇护和身份承认。双方在联盟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上出现错配,安全困境和身份困境形成共振。联盟资格的工具化、联盟合作的议题化和联盟管理的身份政治化将成为“土耳其问题”的发展趋势。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传统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比较分析

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领域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理论 ,是国际关系两大传统理论之一。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 2 4 0 0多年之前 ,二战以后到 2 0世纪 6 0年代以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全盛期 ,被许多国家推崇为分析世界局势 ,制订外交政策的实践指导。 6 0年代以后 ,随着世界各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 ,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试图从新的视角 ,新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各种问题及内在联系 ,于是产生了与传统现实主义既相联又相区别的结构现实主义。本文将对新旧两种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背景 ,内容特点 ,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分析。     

阿尔巴尼亚的联盟抉择(1946-1961)——基于一种联盟理论的历史分析

联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普遍现象,针对联盟问题的研究也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议题。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在1946-1961年内进行了三次盟友的变换,书写了一段罕见的小国联盟史,也为联盟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案例。根据修正后的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框架,可以认为,阿尔巴尼亚在15年内先后选择同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结盟的复杂历史,实际上主要是受到制衡威胁、意识形态以及提供援助这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自身的脆弱性使得阿尔巴尼亚需要依赖结盟的方式而生存。结盟关系的转变,实际上是应对不同时期制衡当时最大外部威胁的手段。由于霍查政权的稳固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在阿苏分裂和中阿结盟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最后,能否为阿提供适当的援助也会对阿尔巴尼亚选择盟友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