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公司法》中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法的重要制度,也是公司法的重大理论问题。论文以我国新《公司法》为背景,采用对比的方法,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我国《公司法》修订之前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产权关系不清;权力高度集中;监督制约乏力。论文进一步剖析了我国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主要表现为:明晰产权关系、界定股权性质;完善法律规制、突出公司自治;完善治理机制、强化"高管"责任;健全诉讼途径,强化司法救济。     

公司法现代化：从文本到实践的适应性改造

中国2006年新公司法的出台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公司法现代化运动的代表之一，引进了各国在竞争中胜出的公司法规范，在公司法基本理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实现了公司法指导思想、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具体制度的现代化。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长的权源结构与运行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长作为董事会之常设机构和代表职位 ,在国有独资公司内部居于领导者的地位。但由于目前我国公司法设计上的固有缺陷 ,且在董事长的权力源结构中 ,非规范性法外权力实际大大超过了公司法上赋予的规范性权力 ,致使董事长集董事会职权于一身成为可能 ,权力变型运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基于此 ,跳出现有制度框架 ,在现行《公司法》之外寻求对国有独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 ,从规范董事会、董事长之权力源入手 ,改善监事会的结构 ,充实监事会的力量 ,提升监事会的地位 ,建立全新的由监事会→董事会→经理机构的二层制治理结构模式 ,应是解决目前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进退维局面艰较为可行的制度方案。为此 ,把国有独资公司从现行公司法中析出 ,适时制定单行的《国有独资公司法》已十分必要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体现了分权制衡的机理,其设计的目的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公司作不背离股东目标的有效率的运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策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分立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结构设计存在的诸多缺陷,造成公司实务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形式化,我国立法机关应尽快修改与完善公司法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     

盲目照搬还是尊重国情--对当前《公司法》修改中几个问题的反思

当前,《公司法》的修改,在价值取向上,不能过分强调自由或强制,应两者兼顾。授权资本制和折中资本制虽然具有较多的优点,但需要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作保障,在我国现行的法制环境下,公司立法不宜采用授权或折中资本制,而应对现行的法定资本制作适当的修改。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现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冲突,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土壤之中并不适宜生长,提高监事会的法律地位、扩大监事会的职权,才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监督机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公司法》的修改应将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分别进行,还原公司法的私法性与中立性。修改后的《公司法》应规定一人公司,取消国有独资公司。     

对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反思

基于两权分离理论而为股份公司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并不完全适用。公司法应当基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不必过于强调三会的设置及其权力分配,而应当注重在股东之间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和设定股东间的权利义务,以公司自治为原则,构建多样性、灵活性的公司治理结构框架。我国《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就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作出自治性安排。     

股东协议暗箱治理的公司法回应

现代公司法在具体类型样态和治理模式上存在法域差异，但在治理结构形成机制上普遍遵循立法供给的法定结构与公司章程的私序定制，以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开透明。然而，公司治理实践中却大量存在通过股东协议建构治理私序的暗箱操作，以此实现所有权与股东权的分离以及表决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规避了公司法对治理私序定制范围和结构的法定限制。通过股东协议的暗箱治理会消解公司法固有的结构性，加剧治理机制的不透明性，损害公司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也会造成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股东协议不应成为契约自由的任性领地，我国公司法应当明确将治理型股东协议纳入调整范围，并着重从识别标准、效力要件、义务责任方面积极回应治理型股东协议的特别调整需求。     

论表决权信托的法律属性

表决权信托是人们利用灵活强大的信托制度实现个人目的的又一次尝试,也是公司法制对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过程中一次富于实践意义的创新,是信托法与公司法历史性碰撞的结晶。     

欧盟最新公司治理改革论要

为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欧盟委员会逐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对公司法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行动计划、公司法指令以及相关建议案,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确立企业公开义务,改良股东权利,推进公司组织机构的现代化变革,最终形成灵活、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论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

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目前公司法研讨的热点问题,部分公司已经引入一些独立董事,证监会也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但将一种制度引入我国,绝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移植问题。从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独立董事的依存背景出发,力求说明我国不适宜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而应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下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法律规制

全资子公司的设立原是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战略要求,却成为控股股东侵害公司及小股东的工具.个中原因不乏公司法律制度在预防机制上对全资子公司的忽视以及部门规章的效力等级不足,在救济机制上又集体失效.应将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列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赋予公司登记审查机关以审查职责;穿越规则对公司法人格并无实质影响,可积极引入事先预防与事后救济.     

法人与公司制度融合风险的法律控制——兼论实现国家公司公益性的法人制度支持

现代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包含了为公司制度发展量身定做的"完人化"标准。公司制度借与法人制度融合获得了广义财产与基本权利,扭转了公司在传统社会组织身份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形成了对其他企业类型的制度竞争优势,但也带来巨大风险:公司异化为新身份格局中的"公司帝国"。法人制度在我国具有主要服务国有企业改革的功能狭隘性,加之官商传统潜移默化,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官商公司帝国",妨碍了国有企业实现公共利益。针对性地而言,应祛除法人制度的极端功利主义成分,重建国有企业承载公共利益的法人制度支持。     

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一种解释论的观点

1993年以来我国《公司法》虽经过多次修订、修改,但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司法》最初是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参酌各国公司立法经验,整合了有限责任公司法规范和股份公司法规范,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现行法上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对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产生了困扰。各国现代公司法体系是19世纪自由竞争和工业经济的产物,是为大型公开公司的需求而设计的。多数国家以公开公司为基础,以封闭公司为例外,建立了公司法的体系,在立法形式上,采取这两类公司的分别立法或统一立法的模式。近年来,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进行了公司法的改革,转变了原有的观念,以中小企业和封闭公司为基础构建一般规范,对公开公司作出例外规定或就某一事项作出单独规定。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应顺应当代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要求,在坚持现行法上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统合于一部公司法典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建立从公司设立、存续到消灭等的同一事项中以具有封闭性质的中小公司为定位建立基础规范,对具有公开性质的大公司作例外或单独规范,以利于公司法的解释和适用。     

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的刑法适用

综观近年来发生的涉民营企业冤假错案,法律适用错误无疑是重要原因。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在恪守刑法谦抑性理念、合理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准确理解、适用刑法条文,避免过早、过度的刑事介入以及适用不合时宜的罪名给民营企业发展增加不必要的刑事负担。为此,司法机关应准确区分民营企业行为合法、违法和犯罪的界限,准确区分涉民营企业案件自然人、分支机构和企业犯罪界限,慎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不合时宜的罪名。     

委托代理视角下国企公司治理的改进

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表明,"全民"股东的委托人资质不完全和委托代理链条的过长是我国国企公司治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股必须存在且我国当前国有股减持的空间越来越小,有效改进我国国企公司治理需要从缩短国企委托代理链条的角度着手。人民代表股东会制度和社会化董事制度据此而设计,前者立足于直接缩短国企产权安排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距离,后者着眼于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身份的合一。     

民间借贷的软法治理模式探析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融资的重要形式,在解决金融资源公平、有效配置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硬法治理模式在规范民间借贷时出现了系统性的制度缺位,随着软法治理模式的日渐兴起,民间借贷的软法治理方案成为一种弥补硬法局限的金融治理模式.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民间借贷与软法治理在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价值取向和治理方式诸方面有较高的契合度.构建以保障民生为宗旨的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模式,将是理顺和规范民间贷关系的一种理性选择.     

新经济下的双层股权结构:理论证成、实践经验与中国有效治理路径

新世纪以来选择双层股权结构成为新经济公司的一种新趋势。坚持一股一票的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主要从公司民主、最优表决权结构和代理成本三个方面反对双层股权结构,认为双层股权结构将降低上市公司价值。股东的共同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非公司民主;最优表决权治理结构是因公司而异多元化的,一股一票虽普遍然非最优;表决权监督机制非唯一治理成本的约束机制,双层股权结构比一股一票更有助于公司关注长期利益和科技创新。从经验研究来看,双层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价值并不存在确定的负相关关系,甚至存在正相关关系。契合新经济公司的双层股权结构有助于在“轻资产、重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公司中根据合同而非物质资本进行控制权分配,有助于激励创始股东/管理者进行专属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满足新经济公司的特殊治理结构需要。我国科创板已经引入双层股权结构,为实现中国的有效治理,除目前科创板集中于事前治理外,还应强化事中治理和完善事后治理,最终对双层股权结构进行有效治理实现兴“利”除“弊”。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三论

随着公司的发展,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当董事违反这些义务而给第三人造成损失时,应与公司一道对第三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应当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对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本文主要对该制度确立的理论依据、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竞争与发展:公司法改革面临的主题

公司法改革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全球经济竞争体制下 ,中国公司法的改革应着眼于对全球经济竞争的适应性。其改革的主题是竞争与发展 ,其着重点是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减少公司经营风险。其采用的理念应着眼于公司的私主体性质 ,注意较多采用任意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