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公共物品提供的多元化、公共治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分化使得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必要,城市内部的公民、第三部门、公共组织、企业以及城市外部的上级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应该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然而,在多元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公众参与不足、缺乏制度基础、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权力的分配、公众的参与、制度与文化建设以及各方利益协调等方面入手提出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基本对策。     

城市公用事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基于价值、结构与功能的分析视角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在价值定位上主要是实现公用事业治理公共性和经济性二元价值的发展和合理平衡。在治理结构上,须进一步厘清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和职能,逐步构建起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多元对话和合作机制。而功能提升的根本路径在于:推进政府监管、企业经营和公众参与的多重制度创新,由此提升城市公用事业的治理能力。     

利益相关者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共同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城市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单纯依赖于政府的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存在缺陷,难以满足城市公众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本文借鉴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提出城市生态环境共同治理的思路。共同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环保NGO、企业、公众等,其中公众参与是共同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基础。     

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资源型城市当进一步抓准发展机遇,赋能市场经济机制;紧跟发展趋势,健全法治协调机制;围绕发展核心,优化公众参与渠道,从而以扎实有效的经济措施、法治体系、制度建设及管理手段实现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题探析——以北京市为研究样本

立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梳理"世界城市"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特点,发现了目前存在的诸如参与主体结构失衡、政治参与水平不高等问题,提出了增强居民社区意识、优化治理内容结构、促进社区民主自治、壮大社区治理组织、健全社区治理制度等相应的完善对策。     

走出城市管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安徽省宿州市城市综合治理工作的创新与实践

<正>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体现多元共治的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2014年2月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城市管理工作时强调:要健全城市管理体     

《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公众参与制度创新分析

全球城市研究机构（The Global Urban Research Initiative,GURI）在1995年墨西哥的GURI网络会议上通过投票将城市治理列为发展中国家城市研究的中心主题。城市治理作为特定地域空间治理概念,其特点和模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各有不同,但可将其内核总结为公众参与、多元协调、公私合作等。国内首次提出＂城市治理＂理念的地方性立法《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治理条例》）,专章规定了＂公众参与治理＂,是我国参与式政府模式建设的立法及制度典范。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形式,在近年来的社区治理中表现活跃。在我国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政府信息不公开、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状况不良和公众参与配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推动和扩大公众参与基层社会建设,政府应给予公众广泛的知情权,并进行制度和法律保障建设,切实落实公众参与的权利。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形式,在近年来的社区治理中表现活跃。在我国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政府信息不公开、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状况不良和公众参与配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推动和扩大公众参与基层社会建设,政府应给予公众广泛的知情权,并进行制度和法律保障建设,切实落实公众参与的权利。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