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与遗产廊道构建

藏彝走廊既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又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藏彝走廊特殊地理环境下,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景观。遗产廊道是一种区域性的线性文化景观。本文运用遗产廊道的理念,对藏彝走廊的遗产廊道的构建策略及意义进行了初步研究,力图通过对遗产廊道的构建,实现藏彝走廊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多赢。     

试论藏彝走廊“夷”类人群入唐后的去向问题

夷是唐以前藏彝走廊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一个人群类别,但在记载唐代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却已基本不见称夷的人群。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指出夷入唐后主要有两种去向:一为吐蕃征服并统治;一是原先称夷的人群在唐代被转称作蛮。文章同时对夷在唐代被转称为蛮的背景进行了讨论,认为唐人的民族观及对藏彝走廊地区人群的分类标准与汉晋相比已发生较大转变。     

藏彝走廊的道教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以道教在纳西族的传播为例

地处藏彝走廊南部的丽江纳西族地区,自古以来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在此交融。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吸收西南地区民族巫术等成分,在纳西族先民中初步传播。明清时期,道教分别受到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在纳西族领主阶层以及普通民众间广泛传播,推动着纳西族对中央王朝以及汉文化的认同。道教在纳西族中的传播充分体现了藏彝走廊上多元文化的交汇以及纳西族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塑造和认同。     

藏彝走廊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展开了广泛讨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就藏彝走廊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后指出:像藏彝走廊这样的特殊区域,建设山水型旅游城镇是其城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国西南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以藏彝走廊为核心

从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欧亚草原就与西南地区存在密切的考古学文化联系.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川西北高原上的胡人相当活跃.从13至14世纪,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西南地区.从明代中期开始,移据青海的蒙古各部不断南下,进入藏彝走廊地区,尤其是和硕特蒙古在明末清初南下后,控制了相当广阔的地域,直到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失败,再无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进入西南民族地区活动的事件发生.     

对藏彝走廊蒙古族后裔传说的几点认识

众多的蒙古族后裔传说反映了13世纪以来蒙古族频繁活动于藏彝走廊,以及迁徙进入藏彝走廊的蒙古族与当地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蒙古族长期在藏彝走廊的族群政治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可能导致一些人群攀附蒙古族祖源,从而创造出新的蒙古族后裔传说。     

论藏缅语民族谷种起源神话的结构与实质北大核心CSSCI

"天女下嫁型"是藏缅语民族谷种起源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神话类型中的一种。"天女下嫁"这一模式化情节蕴含着谷种与新娘、劳动生产与两性生殖之间的类比。     

死亡的起源——试析藏缅语民族的分寿岁神话与不死药神话

藏缅语民族的死亡起源神话包括"分寿岁型"神话与"不死药型"神话两类。这两类神话包含着藏缅语民族对死亡三个层次的认知:首先,死亡观念是在与永生观念的对照中凸显出来的;其次,人的寿岁的意义是在与其他事物之寿岁的对比中被赋予的;最后,自然死亡的观念是非自然死亡观念的的前提。     

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之别——以汉文史籍记载为中心

"夷"、"羌"是汉唐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两个人群类别称谓.对汉文史籍记载的考证分析可看出,中原史家无论对同处一地域上的"夷"与"羌",还是对种族名称大致相似的"夷"与"羌",皆在史书中做出了较明确的区分.从汉文史籍角度对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两类人群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夷"、"羌"是两个不同的人群系统.     

和谐美丽

迪庆地处"民族迁徙大走廊"核心区域和"藏彝走廊"交合部,历史上各民族在这里南来北往,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     

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

近代以来,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昌都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历史移民。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这些非藏族移民的迁入,将各民族文化植入昌都,使之成为藏彝走廊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文化面貌显现复杂多样。     

试论藏羌古碉的类别及其文化价值

学界对于古碉的研究日渐深入,但就作者个人视野所见,对古碉的类别进行系统总结的尚不多见。本文基于文献资料和田野考察,在简述藏羌民族的族源等简况后,系统分析了藏羌古碉的类别,总结了藏羌古碉在历史、民俗、宗教、建筑、艺术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即古碉集中地反映了藏羌地区在当地的自然条件下从古到今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众心理、建筑艺术等各方面的变化,成为记录这些时代藏羌地区的各族人民生存状态难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复合式合成词比较

汉语绝大多数修饰式词是偏正型的。大多数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形容词性语素在中心语素后。汉语、藏缅语“名语素 +名语素”构成的修饰式复合词一般是修饰性语素在前 ,侗台语和苗瑶语部分语言名语素构成的修饰式复合词是修饰性语素在后。有的语言修饰式复合词有偏正型 ,也有正偏型的。支配式的复合词构词差异与这些语言主要语序有关。一般有补充式词的语言是有补语的语言 ,但有补语的语言不一定有补充式词。假设补语产生于补充式词前。     

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以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为例

长城以山脉为界、陆上丝绸之路以沟壑为界、藏彝走廊以众多河流为界,自然地将中国内部分隔为高纬度、高海拔和低海拔三大生态文化区。经过五千多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生态与文化变迁,三大生态文化区的不同民族在融合与冲突间的关系中演化,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成为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带,国家政权因有多元文化为基础而凝聚力加强,边疆随之向三大文化区的边缘拓展,并形成各民族共创、同戍中国边疆的格局。     

近代藏彝走廊东缘的汉人社会与市镇发育——以川边薛城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藏彝走廊东缘的历史进程中,汉人群体的推动力量不容小觑。明末以降,汉移民即在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下游定居,并形成家族与聚落。"薛城七姓人"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与周边非汉人群的互动中,他们促成了此流域的第一个市镇薛城的商业萌芽。而渐趋完善的市镇设施、愈加浓郁的市井气息,反过来塑造了汉人内部的社会结构。对于近代薛城市镇与汉人社会的探讨,是理解藏彝走廊历史过程的重要环节。     

藏民族文化圈法制研究

藏民族文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为独特、最有创造性的文化,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趋同经济结构、相当的资源优势、相似的文化产业策略为"藏民族文化圈"的建立提供了可行性依据,"藏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对于发展藏民族区域文化产业、盘活藏区经济、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都具有积极作用。"藏民族文化圈"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法制建设,提高藏区立法、司法、执法机制,加强藏区法制本土化进程,对于藏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升"藏民族文化圈"区域政府合作意义深远。     

佛教崇拜对藏民族色彩偏好的影响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的认识及实践活动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审美也被烙下宗教的印记.在西藏地区传统社会中,宗教是一个重要的支配因素.本文通过探讨藏民族的色彩偏好和禁忌,分析藏传佛教对藏民族色彩偏好的形成和发展造成的影响.     

藏化与回归——云南迪庆"藏回"的文化走向

自元、明至清,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云南藏区的回族逐渐适应了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强势的藏文化逐渐融入其原有文化中.这些藏区回族在吸纳藏文化的过程中,也奠定了藏一回两个民族和谐、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从文化变迁理论来看,文化是族际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超越族际边界羁绊的一种动力,不同族群的文化变迁与族群的变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云南藏区回族(藏回)的文化特征表现为藏族和回族文化的亚文化,其群体也形成了一个亚族群.     

藏人和狗

藏民族与狗有着不解的缘分。狗是游牧文化的产物,而藏民族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古老民族。狗伴随藏民族走过了时间的长河,成为藏人情感世界的好朋友,生活中的好伴侣,经济生产的好助手。12生肖起源于藏族等游牧民族,在12生肖中,狗代表着忠诚,象征不嫌贫爱富的高尚品德和吃苦耐劳、友情为重的优秀操行。     

藏民族信仰的现实实践性研究

几千年的信仰传承,彰显了藏民族特有的生存智慧。在意识的能动性弥补现实实践水平的不足的同时,高原人实践能力的提高也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信仰水平。藏民族的信仰与其现实生产密不可分。现今新西藏改造能力的巨大发展,再次呼唤高原民族信仰的转变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