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犯简论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犯罪形态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各种分类，这些分类之细和研究之深，无疑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有的学者就对犯罪形态进行了较细的分类：刑事犯与行政犯、暴力犯与智能犯、实质犯与形式犯、亲告犯与身份犯、即成犯与状态犯、危险犯与实害犯、隔时犯与隔他犯等。而“情节犯”却被广大学者所忽略．论述情节犯的撰文极少．仅有的几篇虽谈及了情节犯．但不深刻。如《情节犯浅析》一文，：通篇未见情节犯的定义．使读者不知所云。与其说它是论述情节犯，倒不如说是论述情节白勺。我国刑法典里有诸多条大规定了情节…     

行政处罚应当设置“从重情节”

我国行政处罚法设立了行政处罚的"从轻情节"而未设立"从重情节"。无论从轻还是从重情节,都是行政主体对行政处罚的合理运用,不能将行政处罚的从重情节与行政权行使的不当性等同起来。未设置从重情节往往导致执法和审判难以把握处罚尺度。在立法已设置"从轻情节"的情形下,再设置"从重情节"能使立法更加规范,使处罚适用周延,使处罚制度均衡,使处罚操作科学。     

论一案中多种情节并存时量刑的综合平衡

在审判实践中，往往会遇到一个犯罪案件存在着多种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在这些情节中，既可能都是从宽处罚情节，也可能都是从严处罚情节，还可能是既有从宽情节，又有从严从重情节，两种逆向情节并存。这种诸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量刑的综合平衡要比单一情节的案件适宜和刑罚复杂得多，而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存在着争议，所以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一、适用多种量刑情节时应把握的原则在量刑时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好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并非容易，这主要是由量刑情节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的。所以，量刑情节的适用不可能有一个整齐划一…     

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其中的报应是指责任报应,报应刑就是责任刑;根据点的理论,只能在责任刑(点)之下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所以,必须严格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不法程度减少时,即使行为人对减少不法的事实缺乏认识,也能成为减少责任刑的情节;不法程度增加时,只有当行为人对增加不法的事实具有认识或者认识可能性时,才能成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增加或者减少责任本身的情节,属于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余罪的事实使被起诉之罪的有责的不法或者责任本身增加时,可以成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余罪的事实表明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大时,只能作为影响预防刑的情节。疑罪、社会影响与民愤、精神损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严厉处罚要求,都不能成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不是减少责任刑的情节,而是使一般预防必要性减少的情节。     

论量刑情节

论量刑情节陈兴良，莫开勤量刑情节与量刑适当与否关系极为密切。近些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量刑情节予以了充分关注，并开始对一些问题如酌定情节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从总体上对量刑情节的研究仍显得不够深入。本文对量刑情节的几个基本问题略作探讨，以促进对量刑情...     

定罪情节初探

定罪情节初探王世科由于我国法律关于定罪情节的规定不明确。理论界认识又不尽一致；给案件认定和处理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对定罪情节认真加以研究，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有积极的意义。一、定罪情节的概念与特征所谓定罪情节，是指刑法所确认的犯罪...     

累犯认定:现实问题、路径选择与技术规制

我国累犯适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裁量情节适用不确定、裁量基准随意以及裁量过程无章可循，其根源在于如何裁量认定累犯后罪刑罚。累犯后罪刑罚应为责任刑，应以责任刑情节为裁量依据。累犯后罪刑罚的责任刑情节包括不法情节与责任情节。责任刑情节的裁量规则包括排除无责任事由规则、排除非行为事由规则和排除犯罪构成基本情节规则。裁量确定累犯后罪刑罚时，应先确定基准刑，再根据责任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基准刑原则上不能高于中间刑。多情节并存时，原则上采取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如果存在加重或减轻情节，应遵循先评价从重、加重情节，再评价从轻、减轻情节的次序。     

试论酌定量刑情节

量刑情节，一般可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由于法律规定的明确性，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较易把握。然而，何为酌定量刑情节，它包括哪些内容，与法定量刑情节的关系如何，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量刑，酌定量刑情节能否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哪些酌定量刑情节应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由于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理论界又缺乏统一的认识，百接影响着其认定和适用，给准确量刑带来不便，很有研究之必要。本文拟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与大定共同探讨。一、酌定量刑情节的概念何为酌定量刑情节？刑法没有具体规定，理…     

论多种量刑情节的适用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一案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现象并不鲜见，而且具体形态十分复杂。概言之，一案中的多种量刑情节既可能都是从宽处罚情节，也可能都是从严处罚情节，还可能是数个逆向量刑情节并存；而这些同向或逆向量刑情节又有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从重和加重处罚情节，法定和酌定情节，“应当”和“可以”情节，以及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的区别。面临这些种类不同，性质、作用有别而交错并存的量刑情节，如何做到裁判有序、量刑适当，这既是审判实践中的棘手问题，也是量刑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一、目前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多种量刑…     

我国绑架罪的立法设置——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给绑架罪增加了“情节较轻”的量刑档次，从表面上看似乎使该罪刑罚的严厉程度有所缓和，但其仅仅是对原有立法的局部修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绑架罪立法面临的诸多问题，应当从根本上修改绑架罪的立法模式，取消绝对确定的死刑，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设置十年以上有期徒刊直至死刑的加重情节。     

刑法之确定性及其法治意义

在理论上，刑法之确定性意味着刑法制度本身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发现刑法问题之正确答案的机制；在实践上，刑法之确定性则表现为刑法制度所坚持的明确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诸多具体标准。法律的确定性是法治对法律的基本要求，刑法之确定性则是包含在罪刑法定这一法治原则之中的一项当然要求，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     

数据安全刑法保护扩张的合理边界

《数据安全法(草案)》的发布是数据安全作为独立法益的立法宣示,基于数据安全对个体利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刑法有必要将其纳入保护范围。现行刑法对数据安全的保护是通过制裁信息犯罪间接实现的,由于刑法视阈下的信息和数据存在着本质性差异,未来刑法必然要建立新的数据犯罪罪名体系,实现数据安全领域刑法保护的大规模扩张。为了避免刑法扩张演化成违背谦抑性的公权力滥用,必须进行"合边界性审视",确保其不会突破刑法自身的边界。由于数据安全法益自身无法通过"法益原则"实现刑法边界划定功能,有必要引入"广义危害性原则",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刑法保护扩张之前,划定扩张的合理边界。     

法条竞合的学术演进——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法条竞合是我国刑法学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理论问题,对于正确地解释立法以及正确地适用法条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法条竞合从概念引入到本土化,经历了一个逐渐的学术演变进程,这也是我国刑法学术成长的过程。法条竞合理论讨论中涉及的重法优于轻法等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无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关。可以说,法条竞合的学术史恰是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     

刑法学中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之嬗变——基于刑法信条学上犯罪构造理论的考察

犯罪构造理论在刑法学历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标志着现代刑法的诞生,自此犯罪被牢牢地与刑法法规连在一起,罪刑法定原则亦从宣言走向实践。可以说,作为刑法学支柱的犯罪构造理论,其重要性体现在对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正当性建基。回顾刑法学的发展沿革,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目的主义犯罪论体系再到目的理性主义犯罪体系,犯罪构造理论走出了一条从纯粹的事实到不断融入规范因素的轨迹,而对于犯罪构造理论中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的廓清在当下刑法学界显得尤为必要。     

论刑事推定的合宪性审查

刑事推定不仅涉及实体法上犯罪构成要件的设置和程序法上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承担,还涉及司法权力的重新配置,对其合宪性进行审查是亟待引起重视的一个新问题。推定的合宪性审查标准是多元的。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被告人应该享有的重要的宪法性权利,探讨推定的合宪性审查,必须审视推定与无罪推定之间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规范未对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问题予以明确,使得法秩序变迁下刑事程序的新旧流转出现了规范适用疑难。对此,学界通常认为应当适用程序从新原则,但相关理解与界说存在问题。在规范论上,基于法律即行适用与法不溯及既往,可以推导出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适用行为时法原则。对于尚未终结的诉讼,因新程序与旧事实可能无法相容,适用行为时法难免对旧事实造成影响,但这只是不真正溯及,不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立法论上,除应明确行为时法原则外,由于法律的不真正溯及仍可能实质损害法不溯及既往背后的法安定性及信赖保护原则,立法者宜通过信赖利益保护理论,预先识别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继而选择适当的立法方案将此类例外纳入刑事诉讼法体系。     

Criminal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Some Challenges to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POI) requires all judges, juries, and other officials in a trial, to presume and treat any accused of criminal wrongdoing as innocent, until he or she is proven guilty. Although a POI lacks an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 this overarching principle of procedural fairness is so robust and vital for the exercise of legal power in matters of criminal law that one rarely finds anyone questioning its standing. In this article I examine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POI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basic assumption is that this procedural standard captures the tenor of a broader principle which seeks to ensure fairnes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s well as in criminal law doctrine. I argue that honouring a principle of fairness is not exclusively a matter of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but also something that is deeply rooted in other areas of criminal law doctrine. Hence: not maintaining a principle of fairness in criminal law doctrine could lead to the POI being compromised or even undermined. In the article, I draw attention to three areas in which I believe that criminal law policies threaten a principle of fairness: criminalising remote harm, doctrine of ignorance of law and inversed presumptions of guilt. My conclusion is that some solutions to so called doctrinal problems in criminal law, are questionable and their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n a general level) are, at least partially, equal to treating an individual (in a trial) as guilty for something for which he or she ought not to be accountable. Hence: gaining the support of a POI could thus work as principle for keeping the use of criminal law moderat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principle of fairness.     

刑事既判力在我国刑法中的重构

刑事既判力采取相关主义原则 ,既与刑法溯及力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相一致 ,蕴含了有利于行为人的思想 ,也与刑法所追求的三大价值目标 ,即公正、谦抑、人道并行不悖。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精神在时间效力上的彻底贯彻。而采取分离主义原则 ,不仅不能彻底贯彻有利于行为人的思想 ,而且与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相背离。建议我国刑事立法应采取相关主义原则 ,对我国刑法第 1 2条第 2款作出重构。     

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解释学分析

将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限定为刑法典与刑事司法过程的实际性质严重不符。实际上 ,反映刑法精神的一般法律原则、相对恒定的计划型政策在疑难案件的判决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只要不是在空泛地维护罪刑法定原则 ,依凭于法律解释学 ,我们就必须从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出发 ,将原则、政策、规则纳入罪刑法定之法的视野中。     

论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体现

经过历史发展,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观念逐渐形成,并体现在主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以及国际刑事审判活动中,成为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然而,鉴于多种因素的考量,目前权威国际刑法规范所规定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只体现在自然人实施特定国际犯罪的情形中,并没有确认法人和国家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