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任制公务员受行政处分后的救济问题研究

聘任制公务员的管理不同于普通公务员,是基于缔结的行政契约进行的。然其受到的处分,并不是基于契约的意思一致的同意,依然还是行政权能行使的结果。当前《公务员法》第100条设定的聘任制公务员的救济制度存在着不足。司法救济的民事审判只能审查合同的纠纷,不能审查其受到的处分行为。应当健全完善救济制度,将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     

试论公务员受到不利处分后的救济

行政救济是行政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民主与法制程度的尺度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是 ,对公务员受到不利处分的救济却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 ,通过对国内外公务员救济制度比较分析 ,我国公务员受到不利处分的救济制度应进行完善     

完善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的构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职能定位也在迅速转换,运用行政契约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但我国行政契约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 行政契约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制度,以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分析了我国行政契约的现状,比较了国外有关制度,探讨了行政契约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的若干构想。     

内部行政行为司法救济之理论建构概略

内部行政行为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有重大的影响,缺乏司法救济的内部行政行为极易侵害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内部行政行为司法经济在遵循行政复议前置、程序性审查、有限的实体性审查等原则。     

试论公务员权利的司法救济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主体,享有与其身份相应的职务权利,但这些权利的救济在我国当前主要依靠申诉控告制度。开启公务员权利的司法救济对保障公务员权利、改进政府作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也具备相应的条件。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将侵害公务员权利的行为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     

公务员惩戒行为的司法补救

公务员惩戒行为救济制度是国家民主与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完善公务员救济制度 ,有必要改变现阶段完全由内部行政管理手段解决公务员惩戒纠纷的方式 ,以适用行政救济程序为前提 ,以司法救济为终结 ,积极纳入司法补救方式 ,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利     

国家公务员对内部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

国家公务员对内部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问题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提供司法救济至今仍是一项空白.积极推行、落实、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健全有关国家公务员各种法律、法规体系,使对公务员的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势在必行.     

试论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内部行政处分行为是否可诉即是其中之一。从行政法治主义、司法最终原则等理论基础出发,并参考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内部行政处分司法救济的欠缺、国家公务员合法、正当权利受到损害无法得到司法救济的现状进行探讨。应当给予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相对人,即国家公务员,以司法救济的途径。     

论对公务员行政惩戒的司法救济

我国对于公务员行政惩戒缺乏司法权的有效监控,公务员的正当权益往往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济。本文主要从对公务员行政惩戒的救济缺陷、对公务员行政惩戒进行司法救济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公务员行政惩戒进行司法救济的具体实践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应当建立对公务员行政惩戒的司法救济制度。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司法化之语境及其进路

“司法化”一词在法学不同语境中内涵各不相同，公务员权利救济司法化应当从对于公务员权利处分程序本身引入司法程序以及对于权利处分后之救济程序的司法衔接两方面的语境下展开。正是由于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法院审判的中立性与专业性，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应当向司法化迈进。     

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救济研究

行政处分是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公务员所做的一种内部处罚形式。如果行政处分不合理,将有可能造成对公务员自身权利的损害。近几年,公务员受到行政处分日益增多,而目前的公务员行政处分救济力度就略显单薄。参照国外的相关成熟做法,另外正值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时,对于研究并完善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救济制度很有必要。     

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初探

<公务员法>颁布实施之后,对公务员的权利救济的规定没有取得制度上的突破,备受关注的公务员权利的司法救济没有被列入法律之中,依然排除在公务员权利救济的法定途径之外,这与法治、人权的理念是相违背的.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渠道存在着很多不利于公务员权利保障的问题,构建公务员权利救济的司法救济途径是解决公务员权利救济问题的根本所在.     

行政复议法评析

行政复议是与行政诉讼相结合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诉讼是由人民法院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行政复议则是由上级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权的监督形式。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具有权利救济和监督的功用。《行政复议法》在总结《行政复议条例》施行的基础上,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商时,行政复议法对规范政府行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代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特点--兼与我国相关制度比较

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特点 :诉讼类型从单一的客观之诉到客观之诉与主观之诉的并重 ;审查原则从偏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发展到合法性审查与合理审查的融合 ;受案范围从严格的具体列举主义发展到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相结合 ;审查标准从单一性审查标准发展到多元性审查标准 ;救济方式从偏重事后救济发展到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的兼顾 ;现代行政诉讼中的法官作用已经从消极走向积极。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审议通过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4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行政机关公务员条例（草案）》。会议指出，为严肃行政机关纪律，规范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为，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勤政廉政、依法履行职责，根据有关法律制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十分必要。《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草案）》在总结多年来行政惩戒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的原则、种类、适用、权限、程序和申诉等作了具体规定。会议决定，该条例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转制与应对——论我国不动产登记瑕疵救济模式的结构性变革

瑕疵救济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设计直接取决于对不动产登记行为性质的理论界定。基于理论界将不动产登记与一般行政管理行为相等同的基本认识,我国不动产登记瑕疵救济顺理成章采取了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程序无法实现对公信力阻却的救济目标,行政诉讼并不具备普遍纠错功能。基于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复合性质,我国登记瑕疵救济应将既有的行政程序模式转制为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制度,作为应对,我国应把不动产登记行为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排除,采取不动产登记瑕疵救济的一元模式。     

论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之弊:违法(宪)性考查与对策

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作为彰显民主、择优取仕的现代重要政治制度,却存在五大违法(宪)问题,即歧视性限制、不正当行政、不合理行政、非录用行政行为违法以及救济缺失。针对这五大问题须以五大对策应对,即废止歧视性限制,创设"可录用的假定"原则;公开相关信息,确保相对人查阅权;以专业素养和法律素养为录用考试之核心内容;规范非录用行政行为;保障相对人救济权。如此,方可使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违法(宪)性问题得以修正。     

风险规制与司法救济:从行政预测决定到风险警示

风险规制中常用的风险警示一般会给风险事物相关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为了进行有效的法律救济,有的观点尝试把风险警示定位为行政法律行为。但是,孤立地看待风险警示可能无法准确地解读其性质,并会造成和现有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的冲突。从过程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风险警示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预测决定的基础上公布决定内容,从而向公众提供风险资讯信息的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范畴。风险事物相关人虽不能针对风险警示提起行政诉讼,但可根据境外司法审查行政预测决定的经验,诉请审查行政预测决定并结合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等特殊制度和适当的审查标准,达到对相关风险规制行为予以司法救济的目的。     

我国公务员聘任制的生成机理及变迁逻辑研究

作为公务员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员聘任制的平稳运行有利于深化公务员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从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文章以制度为核心分析变量,阐述了我国公务员聘任制从制度萌芽-制度探索-制度发展的变迁历程及特征形式,并重点糅合历史制度主义和结构-行动者两种理论视角,展现了公务员聘任制的产生与变迁动因。环境压力、配套制度等结构因素与政治相关者等行为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推进了公务员聘任制的生成发展,且在变迁过程中表现为层叠式的渐进特征。未来需要以需求为导向精准招聘,推进项目型聘任制,强化分类管理措施,完善激励机制,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人才和制度优势。     

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公务员是特殊的公民,同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其权利属性有别于一般公民。因此,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公务员的权利,使其能够有效的执行国家公务,应该构建相对完善和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使公务员在其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寻求救济,维护权利。基于此,文章首先对当前公务员权利救济的途径和困境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司法救济原则进行了理性证明,最后从多个层面给出了重构公务员司法救济的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