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罪犯保外就医鉴定问题的几点思考

现行《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及其附件《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部分内容与现行的《监狱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存在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医院环节的鉴定程序和制度规范缺失,易导致鉴定工作的随意性和权力滥用。(2)保外就医鉴定标准欠科学或滞后于医学发展,易导致鉴定依据不客观、局限或不明确、歧义,诊断标准不统一,不具有可操作性。(3)法律责任不明确,即医院及其鉴定人员、保外不就医的病犯、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法律责任缺失。保外就医鉴定工作是科学性很强的执法活动。严格的程序制度是公平正义、规范鉴定的基础,保外就医疾病范围应是科学的操作性规范,法律责任是对权力滥用的预防和制约。因此,应当尽快修订和完善相关法规和罪犯保外就医疾病鉴定标准。     

看守所收押罪犯保外就医医学鉴定探索

目前有关看守所收押罪犯保外就医医学鉴定的法律规定尚不够规范，看守所收押罪犯保外就医的医学鉴定存在很多问题。要规范看守所收押罪犯保外就医的医学鉴定，就应加快刑罚执行方面的立法完善，规范保外就医等执法行为；建立统一的保外就医鉴定机构准入制度，改变当前鉴定机构的乱、杂局面；针对保外就医出现的新情况，建议尽快构建《看守所收押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标准.     

当前保外就医病残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保外就医是在押罪犯因病获准在外医治的一种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14条、《监狱法》第25条对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的疾病条件都作了明确规定。为了加强对保外就医的法律监督．2004年福州市监所检察部门委托福州市院检察技术处对2002—2004年“罪犯保外就医”的相关医学资料进行审查。本文结合这次审查的情况．对当前罪犯保外就医鉴定符合率较低的原因进行剖析。希望对完善和加强这项鉴定活动的监督有所裨益。     

法医文证审查100例分析

通过100例法医文证审查案件的分析,发现在目前检察机关文证审查工作中,存在委托数量不足、委托程序不规范、送检材料不全面等问题;在送审鉴定文书中,也存在标准条文掌握不当、鉴定人基础知识欠缺和粗心大意等问题。同时发现,鉴定文书的规范化程度和采信率已经得到有效的提高;且规范化越高的鉴定机构,则其鉴定文书的准确率越高,被采信率也越高。目前有必要加强检察技术部门文证审查的技术水平,进一步积累办案经验,切实增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     

论虚假保外就医鉴定中的鉴定人法律责任——以“林崇中、刘益民违法保外就医案”为视角

2011年的“林崇中、刘益民违法保外就医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合谋伪造保外就医鉴定帮助罪犯违法保外就医的民警受到了应有的刑事处罚,但参与合谋的鉴定医生并未受到任何的惩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参与合谋的鉴定医生也应构成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的共犯.鉴于目前对保外就医鉴定人的责任规定中缺乏相应惩处条款的现状,应着重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两方面完善保外就医鉴定中的鉴定人法律责任.     

87例鼻骨骨折的法医临床学鉴定分析

鼻骨骨折在法医临床学鉴定中经常遇见,依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十条规定＂鼻骨线形骨折伴明显移位的＂构成轻伤。而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因医学检查方法不同,对同一骨折是否移位报告不一,给鉴定带来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对＂明显移位＂没有量化标准,实践中不容易操作,不同的鉴定人对＂明显＂二字有不同的理解,导致同一案件因鉴定人不同,     

眼损伤法医学错误鉴定分析（附2例分析）

眼损伤法医学鉴定是法医临床学鉴定中的难点和研究热点,也是最容易出现错误鉴定的地方。本文针从两例错误鉴定入手,分析错误鉴定主要原因,一是鉴定人未关注病历材料中显示的重要信息,对病历材料中反映的既往病史、损伤动态发展及检查结果未予重视：二是鉴定人不具备眼损伤检查的基本技能,过度依赖外部信息。三是鉴定人不具备眼损伤的基础专业知识．对各类信息缺乏准确认识．对常见的眼损伤转归及预后不掌握。因此,结合上述问题,笔者建议鉴定人应当采取以下对策阻止或减少错误鉴定的发生,（1）完整审阅病历资料、影像学资料是基础;（4）实施细致、完善检查是关键;（3）准确把握鉴定标准是核心;（4）加强鉴定人专业技能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是根本。     

刑事鉴定（结论）质量控制体系构建研究

中外刑事鉴定实践表明有必要对刑事鉴定质量进行控制。质量控制首先意味着标准的确立,刑事鉴定(结论)的控制标准即鉴定结论的采用标准,包括客观性标准、相关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刑事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包括规范鉴定人及其鉴定机构,鉴定结论标准的确立,鉴定材料的取得、保全、委托、受理,鉴定的实施与复核,完善鉴定法律程序及鉴定人法律责任等。     

关于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思考

<正> 一、关于鉴定人制度的建立 我国目前尚无独立于公、检、法系统之外的鉴定机构体系和完善的鉴定人资格的审查、考评、授予制度,实践中出现不合格鉴定人从事鉴定、鉴定人超越委托鉴定范围或其知识能力范围进行鉴定、某些学术组织利用司法机关不太熟悉鉴定业务的弱点而擅自从事鉴定业务的现象。国外采取制定全国鉴定人名册,然后由法院从中选出适合的鉴定人来完成鉴定工作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笔者认为,在我国有必要立法建立起如下鉴定人制度:     

浅谈规范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几点设想

目前,我国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尚且不够规范,比如,仍然存在着鉴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鉴定依据和鉴定责任不明确以及多头鉴定并存等弊端。有时对于同一案件的同一财务事实,即使出现了几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鉴定结论,也会由于鉴定标准不具体、各鉴定人各执一辞等原因,令检察院无所适从;甚至某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有明显的错误,鉴定人也会借口对此案件的财务事实了解程度不深、鉴定方法或者所站角度不同而搪塞,很难被追究责任。可见,我国司法会计鉴定工作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保外就医法医学鉴定研究(附54例分析)

目的为探索当前我国保外就医的特点，揭示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依据，同时探讨保外就医的审查过程中法医学鉴定的必要性。方法两名研究人员从1992—1997年6年期间的司法鉴定资料中筛选出与保外就医有关的法医学鉴定案例，三名研究人员根据既定条件确定研究对象，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符合条件者共54例，主要年龄范围为20—50岁，罪名分类发现经济性犯罪明显多于非经济性犯罪，前者51例（94．4％），后者3例（5．55％）。提出保外就医申请的理由以单纯病名和主要症状者居多，少有提出辅助症状者，法医学鉴定表明检查结果与申请理由一致者为14例（25．92％），不一致者为40例（74．04％）；进一步鉴定揭示患有疾病确需保外就医者仅为3例（5．55％），而无需保外就医者高达51例（94．4％），其中无病者32例（59．25％），夸大病情者19例（35．18％）。结论本研究提示当前保外就医中犯罪装病、夸大病情等现象明显严重，这与保外就医所经历的中间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有关。因此，单纯以医疗系统进行保外就医鉴定是难以保证法律的公正执行。     

提高婚检率对策探究

婚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并不纯粹是个人问题;婚检是落实婚姻法的有效手段,发现疾病隐患的重要途径,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发生的有效措施;婚检给男女双方以知情权,是提高婚姻质量、促进家庭幸福的重要保证。然强制婚检取消后,婚检率急剧下降。免费婚检的实行,使婚检率有一定提高,但幅度并不大。应对＂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种类、范围作出具体规定;加大宣传力度;打破垄断;明确收费标准;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优化婚检环境、规范婚检过程;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加强对婚检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高度传染性疾病尸体解剖查验工作机制的探讨

高度传染性疾病(Highly Infectious Diseases,HIDs)是指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危及生命,对医疗机构和社区造成严重危害,需要采取具体控制措施的的疾病。此类疾病的尸体解剖查验对疫情防控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HIDs尸体解剖查验工作管理和运作机制进行探讨,为相关政策、标准及规范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     

假释监管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据调查显示，我国监狱在押犯数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在押犯的假释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大量罪犯滞留在监狱内部，然而监狱现有的机构人员设置及经费却无太大改现，监狱的负担在加重。扩大适用假释的关键在于能否对假释罪犯进行有效的监管，我国假释监管体系存在机构设置失当和衔接机制缺失等弊端，必须在尊重刑事执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构。     

论鉴定留置的若干法律问题

鉴定留置指为鉴定被告心神或者身体状态，而将被告送入医院或者其他适当处所之处分。鉴定留置的存在是与法医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去医学发展的不成熟是鉴定留置制度存活的土壤。鉴定留置应定性为一种依附性行为。即依附于强制鉴定，其本身属于调查程序。而非强制处分。鉴定留置属于强制鉴定延伸的自然结果．而强制鉴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告人的行动自由。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强制鉴定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对自由的侵犯程度不可与羁押同日而语，甚至其结果可能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司去审查控制下的鉴定留置期间不应当计入羁押期间。     

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备案审查程序的构建

中央政法委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了备案审查程序。但对备案审查的性质、标准、方式、效力、救济途径和适用依据等方面规定不明确，学界和实务部门产生了争议。分析后认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备案审查的性质应为政法机关的内部监督，而不是行政／司法审批；建议备案审查采取合法性审查为主、合理性审查为辅的标准；备案审查的方式，可以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采取列举式，其他罪犯采取抽举式；备案审查机关的审查结论不应具有改变决定机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裁决的效力；对备案审查机关的审查结论不服的，应分别赋予被审查机关和因此受到影响的罪犯提起复查的权利；备案审查的依据应根据《意见》的精神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公安部联合制定规范法律文件；对同一案件，应由做出裁决的机关向相应的上级机关报请备案审查，而不是相关机关分别备案审查。     

论文件鉴定的程序规范

在分析文件鉴定整个鉴定活动的过程中,对鉴定程序的规范做了详细的阐述,包括：案件的受理程序、检验/鉴定程序、送检材料的流转程序、结果报告程序、检验记录程序、档案管理程序和出庭质证程序等,能对规范我国文件鉴定的程序起到积极作用。     

THE EFFECTIVENESS OF A DEFINITE SENTENCE PAROLE PROGRAM

With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evidence suggesting the failure of the treatment modality in corrections. parole system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the object of increasing criticism. This criticism is usually focused primarily at the indeterminate sentence and discretionary release to parole supervision, often considered integral components of a parole system. In this study, a parole system was examined that operates with definite sentencing and relatively less emphasis on discretionary release decision-making. The parole supervision aspect of this system was found to reduce markedly the post-release criminal activity of parolees as compared with a control group of discharges released from the same institutions, but not to parole supervision.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Based Sanctions on Offender Recidivism

Offenders who violate their conditions of release (parole violators) pose a threat to public safety and a unique challenge for parole officials. Historically, parole officers have simply revoked the parole of these offenders and returned them to prison; however, increases in state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have forced many jurisdictions to experiment with sanctions administered by parole officers in the community. Community‐based sanctions are sanctions administered by parole officers as consequences for noncompliance with release conditions that are ultimately intended to reduce parole violators’ odds of recidivism. Yet, the effects of these types of sanctions are still relatively unknown. Drawing from perspectives on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this study involv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community‐based sanctions on parole violators’ odds of recidivism. Findings revealed that formal controls such as community‐based sanctions that were applied with certainty, severity, and in a swift manner along with informal controls such as measures of offenders’ stake in conformity had effects on parole violators’ odds of recidivism and time to recidiv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