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视域下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思考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制度的探究对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的公开是其财务管理的重点，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完善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管、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诉求的有效途径。在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制度构建中应加强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公开机制的建设。     

数字人民币促进分配公平的机制分析和制度设计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数字人民币应以促进分配公平为研发方向。数字人民币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包括技术赋能机制和政策传导机制。技术赋能机制依托精准直达、定制可调和监管科技的属性，打通资金下达堵点、保障资金流通可控并强化资金风险防范。政策传导机制则是将数字人民币纳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在金融方面以普惠金融破除货币政策的传导障碍，在财政方面则以科学的再分配理清财政金融权责。数字人民币促进分配公平应与分配制度相结合，从三次分配和生产要素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外生制度要在初次分配中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在再分配中带动政策增效和创新，在第三次分配中推动科技向善。内生制度则要激活数字人民币产生的数据要素，创造数据盈余以夯实公平分配的物质基础。     

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探析——基于中美慈善捐赠的比较视角

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主渠道，但慈善捐赠并不必然能促进共同富裕。中美慈善捐赠的要素比较表明，中国慈善捐赠促进共同富裕的捐赠主力是企业，未来可预期的捐赠主力是个人，受赠主力与行动主力是基金会和慈善总会等社会组织，慈善资源的分配是关键环节，具有比较优势的促进主力是政府。第三次分配能否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同富裕取决于捐赠主体共同富裕专项目的捐赠的广度、深度及捐赠规模，以及有促进共同富裕空间的综合慈善目的捐赠能有多大比例和规模及时、切实地投入共同富裕领域。第三次分配包括捐赠主体、捐赠目的、捐赠客体、捐赠对象和促管主体五个要素，包括募捐、捐赠、捐赠管理、捐赠分配和促管五个环节。因此，可从这五个要素和五个环节构建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三种分配方式协调联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财富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分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必须充分重视第三次分配相对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独特作用,但也要认识到第三次分配归根到底是依据自愿原则的转移支付,是建立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基础之上的补充性分配方式。因此,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三种分配方式协调联动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慈善活动

共同富裕包括了物质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富有，是涵盖城乡、东西部区域等多个层次的共同富裕。其不是福利主义，更不是平均主义，本质上体现为经济学的选择天平更多地向公平倾斜。现阶段的中国仍然有许多因素制约着共同富裕，分配方式的不合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第三次分配”是适应新时期健康发展需求的有效分配方式，其能克服“第一次分配”的“市场失灵”，弥补“第二次分配”的“政府失灵”，还能引导各类人群实现精神上的富裕，是推动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补充。作为“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慈善活动，其分配去向不仅包括“纾困扶弱”的传统方向，还能流向鼓励创新、造福人类的其它领域。在慈善活动的作用机理中，“代表性启发”可促成慈善活动的内在动机；“观众效应”形成外在动机；社会画像诱发形象动机；网络社交则强化了脉冲式慈善行为。这一机制适应了新时期的分配特点，较好地对社会资源进行了“第三次分配”。但现阶段的慈善活动，三方面的动机均较弱，需要优化宣传方式、强化外部压力以及培养慈善理念，以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与慈善资源配置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首次明确第三次分配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此背景下,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关联系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高度重视三次分配作用 加快推进慈善法治化建设――访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

正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把"三次分配"明确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作为三次分配主渠道的慈善事业,必将成为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助力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角色。本刊就此专访了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记者:党和国家对三次分配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三次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的精准定位,引发社会各界特别是慈善行业热议。在您看来,三次分配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非营利组织营利活动及其收入的税法规制——制度比较分析的视角

本文通过中外理论及法律法规比较,揭示了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即非营利组织是具有组织性、非利润分配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的组织。同时,为了扩大收入来源,保证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应在附加有关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允许非营利组织开展营利活动。与此同时,需采用不同标准划分非营利组织营利收入的来源和用途,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设计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达到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目的。     

治理性团结：第三次分配正义实现的路径省思

第三次分配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从正义的视角可以将第三次分配归纳为三种不同的团结样态：制度性团结、社会性团结、治理性团结。国家顶层设计意义上的三次分配的联结是一种制度性团结,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弥补初次分配、再分配不足的宏观正义;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社会力量的联结是一种社会性团结,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实现形式的微观正义。但是第三次分配也存在正义不足的情形,而治理性团结可以纾解第三次分配正义不足的困局,通过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多主体参与、受助人员反哺式参与等多元主体联动促进第三次分配正义,为更快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支撑。     

中美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比较

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被称为除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财政部在2004年发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作为我国第一部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通过比较中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与美国《非盈利组织公认会计原则》异同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发现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发展与美国仍有一定差距,无论是会计准则内容的完善性还是会计准则对象的全面性,都有待改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身的特点,也不能盲从美国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制度,而应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以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好地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探讨

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支力量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的特征,因此它成为城市社区政府职能转变的载体,而且它在扩充社区建设资金、拓宽居民就业渠道、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方面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挥慈善事业三次分配作用

正随着"三次分配"及相关配套制度被明确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如何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慈善事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党中央文件形式明确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慈善事业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坚持党的领导，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对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农民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帮扶对象、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本文认为在脱贫攻坚转换到乡村振兴的情境下，应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脱贫攻坚时期帮扶对象主要聚焦于绝对贫困人口，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帮扶对象将转变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其治理目标也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第二，在治理目标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提下，帮扶机制要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超常规治理转向常规治理，以实现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治理；第三，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治理，需要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个方面着手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机制。     

参与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和谐

多元治理，促进社会和谐 慈善事业是对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作为第三次分配，它更应是一种社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民间慈善组织作为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的观点，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与政府、企业这两种组织相比较，慈善组织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我国NGO发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NGO（非政府组织）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志愿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民间社会组织，亦被称之为在政府——国家体系（治理的第一部门）和企业——市场体系（营利的第二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NPO）的社会组织体系。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渐趋成熟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     

论非营利组织的和谐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构想,也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目标体系。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发挥着重要的协调、辅助和补充功能,其发展有力地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但是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存在内部不和谐、外部不和谐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从组织发展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条件来探讨非营利组织的和谐发展。     

税收促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税收参与了三次分配全过程,分别以生产税净额、转移税及税式支出等形式参与分配,是影响三次分配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激励引导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随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并已基本实现主要税种的全覆盖。当前为进一步提升税收政策成效,应积极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扎实推进慈善税收政策体系的优化与落实。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机制的构建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促进了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其所倡导的二元企业所有观和多边的治理结构适应了企业社会责任、外部性内部化的企业以及社会变革的需要.非营利组织是基于社会志愿行为而创设的组织类型,其组织宗旨、组织特征和组织机制的特殊性是和利益相关者的理论主张不谋而合的.为此,可以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支撑,分别从建构治理主体、整合治理过程、创建评估机制来建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机制.     

先富带后富 同奔致富路

正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