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性质

黄宗羲具有非常杰出的民本论思想,其天下万民为"主","万民之忧乐"为治乱标准诸观点将古代民本思想推向一个新高潮.但总起来看,黄宗羲的民本论由于其民本之民依然是臣民之"民",依然是神本之"民",依然是客体之"民",其民本之本依然是生存之"本",依然是经济之"本",依然是人治之"本",因此,依然只能属于传统民本论范畴.     

“中国之治”概念考

"中国之治"是十九大以来理论回应中国治理实践的最新成果,具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但仅从"中国之治"这个四字词语的提出来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苏轼最早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从而将"中国之治"与华夷论相连。此后,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人分别从不同立场使用了"中国之治"这个概念。根据"中国之治"的词源学意义与十九大以后"中国之治"在学术界"复兴"的具体历史背景,现实语境的"中国之治"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之智,即中国式治理理念;二是中国之制,即中国式治理方略;三是中国之志,即中国式治理愿景。当然,对"中国之治"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界定。结合"中国之治"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语境,在使用与传播这一概念时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分清"中国之治"的应然形态与实然形态,处理好作为工具的"中国之治"与作为目的的"中国之治"的关系,注意将"中国之治"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相结合。     

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治”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之"治"举世瞩目。事实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保障。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既揭示了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也昭示了"中国之治"的成功之道。具体而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善"治"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疫情防控的根本价值取向,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是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的根本力量,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源泉。作为战胜疫情的两大利器,科技创新之"智"与文化引领之"力"是成就"中国之治"的重要基础。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治”制度密码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体系,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制度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就,蕴含着"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从"古代中国之治""近代中国之变"到"现代中国之治"历史演进的制度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把握这三重逻辑,是揭示"中国之治"制度密码、增强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     

“国法学”在民国初年之开展--张东荪《国法学绪论》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国法学"是"研究法律的国家之性质并国家的法律之性质"的一门科学。"国法学"之根本精神,是"法治主义""选举主义""对话主义"的,总之是"现代主义"的。张东荪《国法学绪论》所谈政治,完全是现代政治;所谈国家,完全是现代国家;所谈法律,完全是现代法律。此书在其本人思想史上,是其思想彻底摆脱"东方色彩"而进入现代欧西文明之根本转折点;在中华政治思想史上,则完全可以成为中华现代政治之三大源头之一:第一大源头是王宠惠之《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主要论及"宪政";第二大源头是孙中山之《建国方略》,主要论及"实际的操作";张东荪《国法学绪论》以"完整性"与"系统性"为特点,可视为第三大源头。     

杨朱学说新考

"全生"之说是杨朱学说的思想核心。"全生"即"全德"。"至德"是最高之德,亦即"全德",是"贵己"理想境界。修道始于自身是杨朱"贵己"说的理论基础。杨朱学说之徒詹何之论全生近于大学之道。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其意义北大核心CSSCI

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和《青春》中以"白首中华"来象征中华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而以"青春中华"来喻意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是文中使用了"中华之再生"、"民族之复活"等具有民族复兴之思想涵义的词汇,这些都是对清末民初萌发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不久,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新中华民族主义》中,他不仅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同时还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而"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基本形成。李大钊还探讨了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问题。十月革命前,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的身上,这也就是他写着《〈晨钟〉之使命》和《青春》等文、呼吁青年努力于"青春中华之创造"的重要原因。十月革命后,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的希望寄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身上,走俄国Bolsheviki的道路,这便是李大钊对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道路选择,也是他能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的重要原因。     

强实干之力 刹讨巧之风

当前,在部分年轻干部中确实存在"讨巧"之风。这些年轻干部立的是"当大官"、"掌大权"之志,做的是"讨巧卖乖"、"左右逢源"之事,而恰恰忘记了"实事求是"、"为民服务"之本,严重影响了一批踏实做事、老实做人的干部。这样的干部如果通过"捷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效法之势将渐涨,趋附之气将日盛。狠刹"讨巧"之风,制度改革是基础。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形式上,对干部实绩考察未能建立一套科学全面考察体系,更多时候是听"干部自己说"和"其他同志谈",推荐票的多少仍是选拔干部的主要依据。要使"讨巧"之风失去市场,必须进一步加大     

有限政府：质、量、度的三重解析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考量有限政府,可以将其展开为质、量、度三个层面.有限政府之"质"是指对政府权力控制必要性之理的探索,有限政府之"量"是指对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利之边界的划分,而有限政府之"度'的思考,是在质与量的对立与统一中来辨析:有限政府既不是"小政府"也不是"弱政府",更不是"无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