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的四个问题

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的四个问题传统与现代性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相互排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着独特的民族法律心理和经验。以人身...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完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是建立法治社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是其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实践。检察机关近几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进行了有益探索,下一步还应完善法律、制度、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等方面,才能切实发挥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庞德与中国之法制——1943年至1948年之中国法制历史

一、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思想，视外来民族为蛮夷之邦。 16世纪中叶以来，耶稣会教士传入西方科技，渐启中西接触之大门；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国签订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并丧失国家独立自主的法权——领事裁判权。中国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社会，因国际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危机下，于清季晚期，开启了一连串法制现代化的改革。 　　法制现代化进入中国，第一步当属进行法律著作的“翻译”工作，最早翻译外国现代法律著作，应起于…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     

中华法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华法系与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五大法系是曾经影响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法律发展史的主要法系。 就某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法系的形成都大大晚于法律的产生,但由于民族、社会以及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法系的某些特点,往往在这些国家最初的法律中就已经显现了。这就使我们对法系的研究,不得不通过对法律的具体分析来进行。就中华法系来说,只有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法律制度,才能准确把握其特点。 目前,在史学界和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奴隶制的国家和法律形成于夏代。关于夏代的法律,史籍中只有一些零星记载,如:《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     

迈向反思的法理学——一种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移植的视角

本文从关于法律移植理论的研究这一视角切入分析。而这种分析的背景和目标指向的乃是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与全球化趋势掩映下的中国法学。经由对法律移植理论的一般观点的简单交代,进而在此基础上引入一个“规范认识”的概念借以指出法律移植所依凭的一般预设,并且就这一预设的深层背景———一种“现代化”语境进行了分析。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现代法治国家具有的共同特征,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大众化的人本价值观念、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成熟的法律职业群体为基础,遵循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共同价值,包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坚持权力分工和制约、坚持程序公平公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呈现出文化特征、大国特征、价值特征、时代特征、实践特征等固有特征。     

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冲突研究

伴随着法制的全球化,现代化的不断加快,当代中国法制面临着一次巨大的挑战,这其中主要是法律的本土化与传来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还包括理论上的法律与现实中法的适用之间的矛盾关系。我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制定法,所谓国家法就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利益的法律,国家法的特点是强制无条件适用、执行,不容置疑。但是社会存在差异性,民族之间存在个别性,我们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地区、所有区域的问题与纠纷,从理论上讲,应该是除了具有普适性的法律之外,还应该具有一些针对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法律。而特殊区域的法是指一些长期形成的习惯与风俗。这些风俗习惯的大量存在,可以平衡法律适用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但是如何做到协调,这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要按照一定的原则与立场,首先确保国家法的普遍适用,即以国家法为主体,同时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由地方的立法机关根据本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特点。制定出符合该地区的相关条例。只依靠立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日常生活中注重法律的宣传,提高社会群体对法律的敬仰与认知。除此之外,我们的立法者还要注意采纳民族习惯法中完善的因素,尽力制定出符合民族地区特色的地方条例。这样的举措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与统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在这一变革进程中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 ,应当捍卫法律主权 ,反对新的法律殖民主义 ,防止中国法律发展的“边缘化”趋势。全球性法律重构进程 ,非但没有形成全球法律发展的一体化趋势 ,反而加剧了全球社会的内在分裂 ,强化了以民族国家为构成单位的全球法律发展多样性的演进趋向。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比较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著名的“律令时代”;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不仅深入历史而且影响未来。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交流双方尤其是输入方的对象国及其输入途径的选择,主要受信息、国情、政制、目标和国际环境、法律传统以及人力物力的限制。晚清中国“变法修律”的参照模式经历了从美英到法德最后选定日本的必然过程。唐及清末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具有双向性和典型性,这既是比较法律文化分析的范例,又是思考当下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资源。     

沈家本与中国法学的传承及新生——纪念沈家本先生逝世九十周年

沈家本先生主持的清末法制变革不仅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而且也推动了中国法学由传统的律学走向近代法学。本文在探讨沈家本的法学观的基础上,分析沈先生对中国传统法学的传承和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的催生所作的贡献,并引发我们今天应如何对待传统法文化的思考。     

比较法在近代中国

比较法是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在中国传播。汉字的比较法(比较法学)一词是20世纪初年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论著对中国的比较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受到国内立法政策和研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近代中国的比较法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征。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实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以及人类政治法律文明共识,为研究基础和资源,从中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经验而又在约束条件下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这种研究不仅要致力于总结和概括宏观意义或者一般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框架,而且还要特别地总结和概括微观意义或者部门法学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构成。     

萨维尼对19世纪英美法学的影响

萨维尼作为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法学家,他的学说理论通过其著作在英美的翻译和传播,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而且对英美法系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19世纪英国历史法学派的产生,美国南北战争后关于法典编纂的讨论,19世纪英国和美国大学法律教育的改革,以及美国司法实践等方面,萨维尼所产生的影响都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所不及。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萨维尼个人声望的原因,法律历史观在19世纪的兴起,但更重要的还是两大法系之间逐渐产生的互相交流的趋势。考察萨维尼对当时英美法学的影响,就是对两大法系之间长期存在的学术交流的一个有力例证。     

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学 ,萌芽于 19世纪下半叶 ,诞生于 2 0世纪初叶的清末修律 ,成长于 2 0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完成。回顾总结这一段历程①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历史起源 ,也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律传统的理解 ,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新时期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创建活动     

法律现实主义与转型社会刑事司法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司法面临着新的挑战。西方的法律现实主义能为我国转型期刑事司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和改革思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在批评形式主义与三段论式审判的基础上,把法律看作具有多重目标的社会引擎,关注司法行为、纠纷解决与社会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形式主义,而是应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并在其中融入客观主义;应在刑事司法裁判中适用利益权衡,重视经验归纳而不拘泥于简单的演绎推理;应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核心,构建合理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从保守的文体改良到极端的文体革命——新诗革命的演变轨迹及特点

新诗文体的初步形成主要经历了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和20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两大阶段.诗界革命是保守的文体改良运动,以增加"新名词"为汉诗改良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动摇汉诗的根基,文体变革的力度太小,基本上没有对汉诗的诗句、诗节、诗段及诗律进行变革.白话诗运动又太激进,对已有的古代汉诗诗体进行了全面的颠覆,不仅改变了汉诗的语言、文体和内容,甚至写诗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变,是一次超过了汉诗承受能力的文体大变革."诗界革命"的保守和"白话诗运动"的极端都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诗歌生态决定的.新诗出生时的先天不良造成了后天成长的艰难,特别是百年间新诗文体建设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早期的文体变革有关.     

理论创新是法学的第一要务——十六大与法学理论创新

十六大所树立的理论创新的榜样、所倡导的理论创新精神、所确立的科学发展方针 ,将对中国法学理论创新产生巨大的政治推动作用。十六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党和国家的建设各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和创新精神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命题 ,将对中国法学理论创新产生强大的理论推动作用。当代中国法学必须自觉地以理论创新为第一要务 ,推动法学理论研究在新世纪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

法学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有系统的社会管制”所对应的不是法,而是中国特有的“礼”。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无西方意义上的法学教育;１８４０年至 １９４９年,中国法学教育进入近代时期,从无到有,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从头开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完善我国法学教育事业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