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以贵州省塘约村等三个行政村调查为例

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指标体系涵盖社区组织认可参与度、社区公共服务满意支持度、社区成员互助和谐度、社区道德规范遵从认可度、社区归属自豪责任感5个一级指标,下设10个二级指标和50个变量。在对贵州省塘约村等三个行政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的测评和比较研究中得出,加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建设,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重建新型集体经济和共同体价值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生成——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其乡村治理能力,对于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皖北地区乡村治理中,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着基层基础不够扎实、村级财力不足、农村现行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变化、群众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以乡村治理的能力要求为引领,要从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提升皖北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     

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地方实践及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探索中,作为国家实验区,江苏省太仓市形成的"政社互动"模式、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的"社团化治理"模式、山东省日照市形成的"治理体系及治理流程再造"模式,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基础性治理制度体系改革是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核心、"上下互动"的实效参与是关键。总体上来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其目的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其实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个体解放。     

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结构的转型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精英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何使乡村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中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建设

加强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建设,有助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具有社区性、综合性、服务性等特征。目前农村社区合作组织还面临不少问题,需要从理顺关系、股份制改造、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完善有关法规制度等方面,创新农村社区合作组织的内外机制体制,增强其为农服务的实力和能力。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内生性脱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与合作组织——以山西PH与河南HN两个农民合作社为例

精准脱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当前在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很多农村妇女已成为乡村家庭及其社区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农村脱贫工作中的重要群体。如何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成为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内生性脱贫的视角对山西省永济市和河南省灵宝市两个由当地农村妇女主导创办的合作组织进行观察后发现:合作组织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自发形成的妇女合作组织更倾向于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工作抓手,重塑乡村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以此为基础形成可持续、生态化的乡村产业与就业创新模式。可以看到,农村妇女身上蕴藏着的智慧与力量,经过合作组织的形式激发,成为村庄脱贫和社区良性治理的内生动力,这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路径。     

实现乡村善治的江苏实践

正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江苏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推进"万村善治"工程,有效保障农民群众各项权利,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县级试点和示范村镇建设。早在2019年9月,泗阳县、江阴市被确定为新一轮省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主题分别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村社分离改革。同年12月,江阴市、海门市、邳州市等7地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市、区)。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试验区针对乡村治理的短板弱项,以党建引领、科技支撑,健全自治、法治、     

当前两岸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阶段和新动向

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是整个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大陆和台湾的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共同的命题和任务。在当前台湾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发展理念已经开始从经济维度转向永续发展,乡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开始从过去的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农会组织面临着去行政化的现实挑战;而大陆乡村治理则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着总体性的体制转换。需要立足于当下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进一步观察、归纳和提炼其经验教训,以提供理论、实践和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如何发挥农村红白理事会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正>乡风文明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美丽乡村、魅力乡村的重要标志。当前部分农村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情况,影响风清气正的乡村文化建设目标和乡村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农村红白理事会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基层治理规范化、移风易俗常态化、乡村习俗文明化方面成效明显,但也存在各种体制机制上的难点、堵点。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从内部和外部、横向和纵向等多维度发力,建设好农村红白理事会,不断增强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有效作用。     

城镇化中的“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探析

在城镇化推动下,乡村社区逐步分化与转型。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既保留着一定的传统农村社区特征,又具有现代城市社区的部分功能,是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是转变社会中社会力量释放、个体自由发展的新场所,是城乡基层社会的重要链接点,城乡一体化发展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支撑点。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在推动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城乡社会融合,优化基层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制度、体制、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善,进一步发挥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还须进行相应的改革。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地位及法治化路径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应对农村社会问题而形成的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共同体。在分析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剖析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产生根源,研究作为国家规则性制度变迁产物的新型农村社区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提出新型农村社区的法治化路径:明确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依据;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法律体系及运行机制;依法行政以支持新型农村社区组织发展;加强引导以奠定农村社区法治化思想基础;加大投入以提升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水平。     

参与式治理视阈下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基层治理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农村参与式治理模式应大幅度扩展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的范围,通过各种机制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到参与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范畴中来,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实际效能。     

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生成机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部输入乡村的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种社区民主监督基于社区居民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主体性地位的构建,在地方政府主导和舆论媒体的助推下,形成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和结构支撑。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体系的构建不单是基层民主治理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社区居民在对社区共同体利益的认同前提下身份转变的必然结果。     

共治性社区:农村社区的构建及其走向——“L村”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村民自治所遭遇的治理困境已愈发明显。随着农村社会治理转型与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悄然兴起。L村农村社区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借助国家的介入与村庄内生的合作性共治方式,推进农村社区的合作治理,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共治性社区的治理,也符合当前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从而为当前乡村治理的转型及其今后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文本。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与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既是推动乡村善治的前提，也是乡村治理显著优势的重要体现。党建引领具有保证乡村治理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优势，具有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功能性优势，具有保障乡村治理中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性优势。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强化党组织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显示出良好成效。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路径在于强化组织建设实现党建引领政治优势，构建党政复合治理体系实现党建引领功能优势，发挥党组织资源链接服务作用实现党建引领社会优势。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志愿组织与社区公共治理的形成

社区志愿组织在社区治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志愿者及其相关的概念,还是治理的概念,都有一个重新分析和选择引入的问题。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需要指出志愿组织在社区公共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经济改革的外在压力、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和政治系统的主导作用,影响到社区公共治理机制的形成,促进了社区志愿组织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