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文化的和谐精神

“中”或“礼”不仅是先秦儒家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也是刑事政策的指导原则。先秦儒家在司法方面也体现了“中”的价值取向，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司法公正是社会秩序和谐的重要保障。儒家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人治国方略追求的最高目标即社会和谐。儒家的治国之道追求的是社会和谐，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有效防治犯罪。在犯罪的防治对策上，儒家并不主张单纯诉诸法律手段，而是强调运用经济、政治、道德等多种手段来防治犯罪。     

谈儒家的和谐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而儒家的和谐思想,则以“仁爱”为核心,以礼乐教化为手段,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为最高社会理想,同时,以中庸思想为方法论,阐释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理念,也阐释了“天人合一”物我同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     

儒家实践含蕴理性的文化特质

儒家以践形尽性的实践含蕴天人物我,以博大的社会实践境域演绎做人的精深,具有实践含蕴理性的文化特质.它立己立人,成己成物,重视力行实践,强调“和而不同”,融理性于动态创生、普遍联系的现实境域之中,使华夏文化既充满了民胞物与的情感韵致和洞察彻悟的诗性智慧,又具有朴拙务实的作风与和合生生的价值取向.但是,它自我中心、血浓于水...     

司马光哲学与政治思想刍议

司马光为儒家学说寻找到一个形而上的本体层面的根据,它是一种能动的精神实体。司马光的“万物皆祖于虚”说与张载之“太虚即气”说有很大的不同,此处的“虚”,实则某种作为世界本原的精神性的存在,即视同“太极”,其基本思想是“中正”,“中正”维系自然与社会的和谐。而其政治理念的基点在于首先使最高统治者具备超乎常人的道德责任心,“仁”、“明”、“武”三者是为治之要。     

和谐诠释、哲学渊源与理论创新

和谐传统是中西哲学的重要交汇点。和谐涵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三大维度。不管是中国的“道生万物、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的“正义即和谐”的“和谐辩证法”，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哲学指导，成了和谐理念的理论渊源。中国义理之学通过诠释经典而追问、寻求“义理”，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忧患与人文关怀，希望从经典中寻求此岸世界的意义，建立起和谐社会与积极人生的永恒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对“和谐哲学”不断反思与探索，已经从“自在”的层次，上升到“自觉”的层次，“走向和谐哲学”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现实的选择。这些重要的现代和谐思想体现了和谐哲学的思想传承与理论创新。     

以中庸之道审视现代生活方式

新的时代条件下，信息技术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推进及西方文化的传播，引发现代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同时也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庸作为儒家核心思想，以其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三原则，蕴涵着一种和谐生活方式。以中庸之道规制现代生活方式，是对推动社会和谐的有益探索．     

文化创新的和谐生生理念及其大实践的境域诉求

中西文化分别具有实践涵蕴理性与理性规范实践的民族趋向。而这两种文化的融汇，实质上，就是以和谐生生之道贯通实践与理性的文化创新过程。古典形而上学因割裂理性与现实而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悻论；非难形而上学的张立文先生，在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同时，也为和合学确立了一个形上的“终极根基”。我们应确立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等诸现实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的互为目的、手段、中介的大实践观，以诸因素实践的发展的多雏度耦合的有效、有序性即实践信息作为新的时代理性，将和谐生生理念贯彻于理性与实践的时代性融通之中，有机地阐扬、吸纳、发展各种文化和文明，贯通理性、情感、认知、逻辑等诸种文化因子。     

试论城市规划的精神指导原则

本文对现代城市规划的精神指导原则进行全面的思考,对现代城市规划过程可能出现的缺乏指导精神而造成的一些失误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现代城市规划的七大精神指导原则,即作为基本精神：以人为本的原则、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即城市发展的主导思想精神；可持续发展原则即城市规划的生命活力精神；多种规划主体参与原则即城市规划主体力量的参与精神；包容性原则即城市规划内含的综合精神、特色性原则即城市规划区别性精神；法制性原则即城市规划合法性精神.强调这些精神指导原则是城市规划的基本要求.      

论孔子的生命哲学

孔子思想的主旨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本意就是＂生生＂。孔子针对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即＂臣弑君,子弑父＂,特别强调仁者＂爱人＂的思想,着重窄化了＂仁＂的含义。实质上,孔子的哲学就是生命哲学。＂仁＂是孔子生命哲学思想的＂本体＂即＂道＂,那么,其＂德＂就是要求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善待人生。通俗地讲,就是要注重自身心态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世态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态的和谐。     

论环境正义原则

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利益,是环境正义原则得以确立的基础.环境正义是立足于类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关系确立自己的伦理原则的.作为环境正义总原则的类原则表达了环境正义理论的价值观,明确了环境正义主体的道德责任,建立了环境正义标准的新模式.相对于环境正义规范,作为环境正义原则的类原则是抽象的,但它自身并不抽象,具体包括生存论原则和可持续性原则.作为环境正义原则的类原则是规范人-自然-人之间关系的伦理价值原则.为了使这一伦理价值原则具有可操作性,还有必要对类原则序列作简要说明,这就是环境正义分原则:平等、平衡、共赢.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汉代女性好儒风尚述评

儒学在汉代取得一尊地位,深刻影响着汉代社会,引发了明经入仕的学术风尚。汉代儒学主流化过程中,随之而起的游学、明经入仕,以及"明经行修"等社会风尚同样对女性产生了显著影响。汉代女性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明经入仕的潮流中,表现出对儒学的特别偏好和积极参与。从文化层面看,汉代女性对儒学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汉代儒家文化的普及化、学术文化的功利化,是女性对儒家文化入世情怀的认同和实践。     

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诠释学意义

近年来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义 ,但是 ,几乎都将其解释为天人“同”一而不是天人“合”一或天人“和”一。这种差异是巨大的 ,前者所追求的是自然与人的混沌未分 ,而后者则强调自然与人是分离并矛盾的 ,正因为其矛盾而构成了相互不可或缺的差异协同的互补性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与汉赋器物描写

器物描写在汉赋中占有不小的比重,并体现出三大特点:注重描述原材料和器物的本性与材料的生长环境或来源处之间的神秘联系;提倡在器物的设计和制作上顺应自然物性,遵循自然规律;突出表现了各种器具在外观上与天地众物以至人的相似相通之处.这些特点都与汉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息息相关.     

儒学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明代贵州建省后,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广设学校、书院,传播儒学对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政治思想等产生深远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对儒学特别是王阳明学说的形成有积极作用。儒学写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     

一贯与有无——从耿定向儒佛之辨谈起

耿定向从两方面展开儒佛之辨,一、批判佛学自了全归说,提倡儒家费隐一贯说,认为只有本诸吾心而推极天下,才是真正经世出世。只有一生用功,无渗漏处才是儒家全归。二、定向超越佛家空相,认为从有入无是初机了见,从无入有才可以经纶大本,化育天下。从根心不容已处证入,在心体尽头处忘知无意,才可以本诸天则,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直指中源,体用合一。     

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纵向地梳理和推演了儒学发展的整个进程,揭示了儒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观点和历史形态,历史地分析了儒学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今天发掘儒学的生命精神,阐扬传统儒学的人文精神,促进儒学的创造性转换,探求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democracy

To facilitate further debate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Confucianism with Western democracy, this study makes three distinctions. The first distinction is between Confucianism as a doctrine and Confucianism as a state ideology; the second is between the democratic mechanism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the last is among democratic, a‐democratic and anti‐democratic notions. This study defines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democracy, shows their theoretic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s a state ideology and Chinese authoritarianism, and final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Confucianism is neither democratic nor anti‐democratic, but a‐democratic, and that, while not an unsurmountable obstacle to democratization, it offers little help to that process.     

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法律控制机制——以古代法和民族习惯法为视角

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又是一种秩序结构。古代中国在综合运用神、道、礼、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大的法律控制体系;在“天、地、人”之间,王者通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法律控制的效能建立在自然、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礼法结合最初表现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结合,它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精神的凝聚,对于建构一个人际和谐的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法律控制机制给当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宋代"义利"争辩述论

义利之说被视为"儒家第一义",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义利的二厢关系上,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争议。宋代在此问题上,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是以理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重义轻利,并将这一传统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为完全不要利而只讲义的惟义主义;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功利学派则主张义利并行,不仅要讲利,而且倡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