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特征与话语民主的实现

网络作为公共舆论的重要平台,使得公民的话语权在网络空间得到全新的实现。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表达所表现出的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网络话语权的行使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公民问责和实践话语民主的重要形式。     

从公共领域视角审视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责任等的理性认识,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确立和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威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活动领域,公共领域在于生活领域的公共性,是公开的社会领域,它是公民培养公民能力,表达公民诉求的场所,成熟而完善的公共领域是公民意识形成的基础。     

公民美德及其培育研究

公民美德是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实践中具备或实际展现出来的品质和能力,具有政治性和公共性两大特征,既是一种政治美德也是一种公共美德。公民美德有利于促进公共参与,有利于凝聚价值共识,有利于支撑法治建设。培育公民美德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就高校而言,培育公民美德不仅需要发挥学校德育的主渠道作用,也需要发挥公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公共性:现代公共事务治理的价值回归

现代公共哲学努力践行在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实现互利共赢和价值共享。它是基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缺陷及其后果的反思,其目的是通过强调公共理性,建立社会共识,崇尚公共精神,重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来摆脱社会治理困境。公共性意味着在一个敞开的公共领域因他者的存在而获得自我在场的真实体验。公共性是以凸现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础,是为了消解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是现代公共性的核心概念。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公共性问题也日益突出。在重建公共性过程中,要注重公共性与市场性的融合、宪政秩序的构建、公民社会的培育、公共精神的构建、公民参与的扩大。     

公民社会发展中的公民性格与公共利益关系解析

公共利益问题是多学科领域关注的重要论题。行政学界多从“公共性”存在的维度诠释其与“私域”的界限。对于公共利益的表达及其程度分析，人们主要确定了公共立法与执法的制度标准，于是政府组织、非政府公共组织就逻辑地成为主导性影响因素。事实上，随着公民社会的演进与发展，个体之“公民性格”的养成理应成为公共利益表达的基础性约定因素。本文通过对公民性格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讨论公民性格养成与公共利益表达程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图证明公民性格在现代公共管理发展中的深层意义。     

当今乡村公共秩序构建的路径探析

当前,面对“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境,构建乡村公共秩序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政治、规则、公共性、心性秩序。乡村政治性的建设是根本;基础性规范的重塑是基础;公共性和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是核心;同时,所构建的公共秩序必须与当下人们的心性秩序相契合,才能保障乡村长久有序平稳运转。当今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并不是要建构一套烦琐的“技术治理”体系,而是要探求一种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以公共规则为依归的、建构在公共性和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简约而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

根据公共交往类型及其承载的空间场所，可以把公共空间划分为信仰性、生活性、娱乐性、生产性以及政治性的公共空间。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由封闭、静止、同质走向开放、流动、异质，个体逐步从原有的宗族、家庭、阶层、社区、集体之中抽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在个体化进程中逐渐趋向衰败，这对乡村社会整合产生不利影响。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建构乡村公共性，着力点是农村民间组织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关键是发挥村庄积极分子和各类精英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用。     

公共性：概念辨析、理论演进与研究进展

公共性是指涉社会团结和秩序的基本论题，作为一个过程性概念，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制度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践方式。通过阐述公共性概念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试图在中西比较的维度下解答“何谓公共性”这一问题。进而在中日比较的维度下梳理现代化转型时期公共性结构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为构建现代中国公共性发展的研究框架提供理论基础。研究发现，欧美世界形成了以“公-私”二元对立关系为前提，并与公权力相对抗的公共性；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则形成了以“官”作为承载主体的行政权威型公共性；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日本通过发展社会组织重新构建中间团体来回应“官”以外的公共性诉求；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制度情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丰富实践为现代中国公共性构建提供了基层实践逻辑。     

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缺失及其治理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永恒目标。现实政治生活中,行政公共性的缺失却是长期和普遍的现象。公共精神的确立、权力制约制度的建立、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是实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基本途径。     

治安本义解析

治安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状况,是反映社会安定和公共安全的一种现存社会状态。治安主要表达的是人们要求安全、和谐生活的愿望以及为达此愿望而付出的努力和追求。而我们对“治安”的传统理解存在过分强调其政治性（阶级性）之不足,忽视了治安词义表达的中性常态化以及治安应用的公共性和秩序追求的衡定性。     

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双元属性及地位之考察

作为当今各国社会中影响日益广泛和增大的“第三部门”或“第三领域”，社会公共组织在宪法上具有双重的属性和地位，这突破和改变了国家与公民双元的宪法主体结构及其相关的传统认识。在与国家的关系领域中，它具有个体性和权利性，是宪法权利的享有者；在与公民关系的领域中，它又具有公共性和权力性，是宪法权力的拥有者。在社会实践中，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二元属性，一要在分清不同关系领域的前提下予以坚持，二要梳理、协调好社会公共组织与国家、公民三者之间的宪法地位和关系。     

构建社会建设的“共识”和“公共性”

公共性是提升社会自我协调能力的基础。“公共性”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有其复杂的理论渊源和不同层次的指涉。简单地讲,其涉及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公共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此过程中个体实现从私人向公民的转化。纵观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公共性是激发公众参与意识、培育“公平正义”社会价值、提升社会自我协调和管理能力的基础所在。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公共企业的伦理困境

在现存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直接委托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对公共企业进行管制和规控，使其对政府负责，但作为间接委托人的公民却无法直接行使最终委托权，使公共企业对自己负责。由此，公共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公共服务”与“经营营利”、“公共利益”与“团体利益”、“国家责任”与“公民责任”等多重价值的排序和选择。如果选择不当，便会陷入伦理困境。     

公共领域视角下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意识形态,应有其存在的公共空间。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角度出发,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应从政府的角色转换、公共领域的培育以及教育三方面入手。     

公共伦理视阈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内涵、困境与反思北大核心

政治生活既有法制和权力维度,亦有伦理价值维度。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产生和延续不仅要以法制的创立、权力的运作为基础,更需要理想的追求、伦理道德的规约。因此,政治生活需要公共伦理。政府作为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主体,公共性和服务性是其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确立合理有效的公共伦理是政府展现其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标志。     

公共伦理视阈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内涵、困境与反思

政治生活既有法制和权力维度,亦有伦理价值维度。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产生和延续不仅要以法制的创立、权力的运作为基础,更需要理想的追求、伦理道德的规约。因此,政治生活需要公共伦理。政府作为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主体,公共性和服务性是其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确立合理有效的公共伦理是政府展现其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标志。     

论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构建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取向，它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意识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与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前提。然而，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民的公共意识淡薄、政治认同感的下降凸显了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建构的紧迫性。     

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鲁西南夏村的个案考察

村庄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内在地折射着乡村社会人与人社会关联的性质与方式变迁。在传统历史记忆中，建国前夏村公共生活主要是受传统仪式影响，集体化时期则表征为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而改革后的集体化时期，夏村公共生活出现短暂传统复兴而后趋于衰落，表现在政治性公共生活的冷漠、家族性公共生活的兴与衰、基督宗教信仰生活的兴起和日常生活的交往“圈子化”与休闲“私性化”。本文分析了国家与市场两个主要的外在变量是如何影响夏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变迁背后村落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性质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