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转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空间转移，剧烈的生活变迁与演变的空间生产机制导致拆迁安置社区成为空间失序发生的场域。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拆迁安置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的“同质”与“弱化”、文化空间的“衰落”与“耗散”、生计空间的“脆弱”与“剥离”以及社会空间的“断裂”与“区隔”。市场逻辑下的制度构想空间与生活逻辑下的实践空间的对立，以及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机制造成了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应通过党建引领、物管创新、居民赋能等实践进路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居民培育为空间实践主体，重新粘合破碎、悬浮的治理空间。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在党建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和党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     

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悖论性、议题张力与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创新谱系

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具可视性、可触及性以及复杂性的组成部分,是城市中"相连的接缝地带",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好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品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本质上乃是对其悖论属性和议题张力的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悖论属性和"元问题"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必须综合运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以及"以使用者为中心"三种治理模式和相应的治理工具。总体上讲,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乃是重视从空间与治理关系视角积极探索的产物。具体而言,二者存在三种关系,即"作为行为塑造因素的空间""作为中介或作用点的空间"以及"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三个方面。     

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的“空间转向”——以S市“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在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系统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既是加强和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层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基层公共服务治理正面临着空间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区隔、权力空间的碎化和关系空间的离散，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需要推动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中的空间重组包括三个方面：通过物理空间的重组，重新设置基层公共服务单元；通过权力空间的重组，提升政府基层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通过关系空间的重组，构建基层公共服务合作关系网络。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党建引领的统筹协调、效率取向的分类治理和高效协同的技术赋能是空间重组的实现机制。通过空间重组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还须进一步理顺和明确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职能和权责关系。     

制度结构、非均衡依赖与基层治理困境的再生产——以居委会减负悖论为例

基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要求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机制、路径、模式。但是,诸多旨在消解传统治理体制与基层生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却不断遭遇一个现实,即大量的基层治理困境正在不断创新的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居委会减负悖论现象,试图呈现出基层治理困境再生产的机制与逻辑。研究发现,减负的制度安排使得居委会与社工站形成了竞争性关系,居委会在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旧制度的延续与新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堕距中,居委会采取了主动行政化的策略来重新建构与强化其与政府的非均衡依赖关系,结果导致其负担再次加重。     

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F社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重组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其中,社会空间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区隔及社会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增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阈下,以合肥市滨湖新区F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开展分析,发现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区治理满意度不高、共治共建共享主体目标不一导致共治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文化纽带脆弱等困境。解决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这些治理问题,需要重塑社区"公共性",寻求多元主体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党建为引领,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以文化为纽带重塑社区情感,强化社区认同。     

超大城市空间的统合治理——基于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分析与反思

中国超大城市普遍存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和城市失序等"大城市病",因而,城市空间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人口、资源、空间和服务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各城市纷纷开始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论文以北京市2017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为例,考察超大城市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的运作过程。研究发现,党政共治、人大支持和司法保障的内部整合治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多元协作和内外统筹治理是统合治理的内在特质;多元治理原则与专项行动任务的统合、职能分工与属地责任的结合、统筹领导与联动协同的整合、阶段目标与总体目标的融合是统合治理的主要运作特征。统合治理因应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与新挑战,取得了一定治理绩效,但也存在缺乏有效制约、运动式治理倾向、强政绩导向和忽略民意等问题。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基层维稳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而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中,相当数量是发生在基层,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基本利益,对基层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提高基层维稳科学化水平和法治化水平显得尤为迫切。要以多元治理方式来处理基层维稳问题,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机制,加强法治保障,推动并服务社会治理创新。     

政治空间萎缩、“行政—服务”替代与村庄治理再造——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有效的前提在于选择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基础在于厘清基层治理空间属性、特征及其发展形态。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通过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当前基层组织治理实践中,政治类工作减少,行政类工作和服务类事项增多,"行政—服务"替代机制发达,自治组织行政化和政治组织服务化趋势明显,基层组织去政治化突出,由此完成了基层治理空间再造。基层治理究竟向何处去?面对治理任务密集进村所产生的组织需求,对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治理资源稀缺是其刚性约束,正规治理不是中西部农村治理模式的未来。简约高效的组织形态依旧是值得大胆探索和深入研究的治理议题。     

以完善区域的空间治理体系推动成都平原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与区域产业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如何突破行政区划对产业协同的体制障碍,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立足于空间治理带来的制度红利,围绕中心城市的最优规模、产业分工和协作机制、区域空间治理体系构建展开研究,并指出推动区域空间的尺度重组、做大成都产业规模与能级和构建产业创新发展共同体是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关键途径。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私”化:单位制度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肇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形塑了传统的"单位社会",在单位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单位人通过社会交往创造了基于正式制度之上的"社会空间"——单位"社会"。在"人情"与"面子"的交织中,单位"社会"呈现出了"制度"与"关系"相互作用下的权力"私"化运作逻辑。单位"社会"的关系有着并联的私密性与串联的单向性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反思单位"社会"的运作机制,有助于重新认识单位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空间。     

新时代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本土化的困境与路径

专业社会工作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在满足基层多元化利益诉求、解决基层治理实际问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重点解析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本土化这个核心议题，提出专业社会工作在嵌入我国基层社会服务体制的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着公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不够、社会工作专业性不足、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化程度不高等困境，制约了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面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既要从外部寻求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又要从自身要素进行完善，让专业社会工作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文章提出与基层党组织协同共建共治、构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扎根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化社工队伍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究

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受限、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创新发展不足、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制约因素主要为治理意识不强、体制机制制约、制度供给不足。只有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牢固树立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这一根本前提,持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依据、现实困境和引领路径

新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也是应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异质化、社会风险聚集化的客观要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凝聚价值共识难度大、体制机制不健全、本领恐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需要从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资源引领、技术引领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效。     

空间转型与治理迭代——兼论中国式城市化的理念、政策和行动

顺应城市化基本规律，中国式城市化先后经历了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三次转型。从外部扩张到内城更新，从城市治理到区域联动，从社区治理到数字孪生，中国城市理论支持了中国式城市化的政策选择。城市空间的三次转型既推进了中国城市政策的持续演进，也带来城市治理工具的迭代。同时，由于规模治理的秩序性约束，中国客观存在的身份差异与区域差异决定了中国式城市化必然有一个渐进过程，有一个空间互动和制度嵌套的过程。但是总体上看，从区域治理、社会治理到数字治理，从土地城市化到人口城市化，中国式城市化逐渐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形成了政策演进的权利主线，走出了人口大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